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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源档案记忆1917-1945

发布日期: 2017-01-17 22:13:00 信息来源: 市国土局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辽源档案记忆1917-1945

  辽源市档案局(馆)

  2015年7月

  序言

  重温历史记忆 不忘砥砺前行

  辽源市档案局(馆)长 曾小娟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市档案局依据馆藏档案和资料,编写了《辽源档案记忆1917—1945》一书,这是辽源档案文化又一精品成果。

  爱国需知史,档卷蕴史尘。西安县(今辽源市)煤炭储量丰富,曾经是伊通、西丰、东丰、梨树、蒙江(今靖宇)、辉南、磐石、等周边各县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东丰县素有 “皇家鹿苑” 之美誉, 所以,从1917年至1945年,尤其是日伪时期,这里成为了日本侵略者进行疯狂经济掠夺的重灾区,也成为抗日斗争的焦点之一。

  历史之痛,警钟长鸣。《辽源档案记忆1917——1945》一书分为“屈辱篇”、“血泪篇”、“抗争篇”、“人物篇”、“附录”五部分,记录内容虽只是那个年代的一部分,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那段灾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以及一个城市的伤痛;不难看到日本侵略者对西安煤矿的血腥统治,以及给矿工和家属带来的深重灾难;不难看到不甘当亡国奴的先辈们不屈的呐喊,以及用鲜血和生命进行的奋勇抗争。

  勿忘国耻,彰显辽源精神。我们编写此书,不是要咀嚼屈辱与苦难,而是为了挖掘和保护那段真实的历史;不是要延续历史和仇恨,而是为了提醒人们莫忘国耻,增强人们爱党爱国意识;旨在让人们了解革命先辈为抗击外来侵略、为祖国独立和解放献身的壮烈业绩,以此传承辽源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知我辽源、爱我辽源、兴我辽源的极大热情。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更高层次和起点上推进辽源转型发展,为建设幸福辽源、美丽辽源、和谐辽源而努力奋斗!

  2015年7月

  《辽源档案记忆1917—1945》编委会

  主 编:曾小娟

  副 主 编:赵恩玉 李文丽 李铁民

  责任编辑:耿 毅 隋锡超

  编 委:薛 可 韩雪峰 付亚权 孙丽娜 李文生

  王玉兰 张世杰 李 铮 崔国旗 孙宪龙

  佟 欣 张英军 薛永妍 赵 杰 张起铭

  陈 彤 王小乙 崔 浩 李建军 付淑芬

  关佳琛 刘兴云

  校 对:隋锡超 李桂芳

  目 录

  屈辱篇

  1. 日本帝国主义对西安县煤炭的觊觎 6

  2. 西安煤矿第一份丧权辱国的契约 10

  3. “日本窑”对西安县民族采矿业的排挤 13

  4.西安矿区沦陷经过 12

  5.河本大作与西安煤矿 17

  6.日本在东丰县设警始末 20

  7.留下西安县影像的日本记者松本丰三 26

  8.日伪时期的西安县公署 29

  9.日本侵略者对西安煤炭的疯狂掠夺 32

  10.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教习所 36

  11.日本侵略者对西安县经济垄断和掠夺 38

  12.东丰县的日本青森开拓团 44

  13.伪“满洲国”钱币 46

  14.日本侵略者在西安县的奴化教育 49

  15.西安县的日本小学 53

  16.西安县的日本神社 56

  17.民国以来西安县最黑暗的一天 59

  18.西安县的日本招魂碑 62

  19. 辽源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揭秘 64

  血泪篇

  1.西安县“北大营” 72

  2. 西安煤矿的满人病栋 74

  3.日本人在太平庄活埋中国人的真相 78

  4.赵家鹿场的兴衰 81

  5.“望魂桥”桥名的由来 84

  6. 牛世清工票 87

  7. 罪大恶极的“方家柜 ” 92

  8. 残害矿工的刽子手蔡九龄 97

  9. 西安煤矿劳工的招募 101

  10.西安煤矿最大一次矿难 104

  11. 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 107

  12. 日伪时期西安煤矿矿工歌谣 110

  抗争篇

  1. 张作霖收回西安煤矿经营权 118

  2. 梅西铁路的修筑 121

  3. 西安县第一个党组织 124

  4. 早期党的组织中共横道河党支部 128

  5.东丰县抗日义勇红枪会的兴起与消亡 131

  6.西安煤矿第一次工人大罢工 134

  7. 杨靖宇与西安煤矿 136

  8. 西安区委抗日往事 140

  9. 东丰县委抗日工作队 143

  10. 西安煤矿工人的抗日斗争 146

  11. 西安煤矿工运记忆 149

  人物篇

  1.呈请取消日本开矿权第一人丘旷 155

  2. 西安煤矿特支发展的第一名党员张金 159

  3. 常永林举旗抗日 162

  4.宁死不屈的孟宪林 166

  5.民众抗日的领路人刘殿林 168

  6.投笔从戎驱倭寇的贾巢阁 171

  7.抗日豪杰白锡九 174

  8.魏治安二三事 176

  9. 解方与“天津事变” 180

  10. 抗日名将于权伸 183

  11.西安县最早的女共产党员赵明信 186

  12. 抗联女战士徐云卿 189

  13.抗日英豪连丕烈 192

  14.长春第一个党地下通讯站创建人张锦春 196

  [屈辱篇]

  1917年1月11日,“东洋炭矿株式会社”与西安大同公司订立西安煤矿历史上第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合理契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辽源地区进行经济侵略的开始。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在经历长达28年漫长的岁月,日本侵略者在辽源这片土地上疯狂进行经济掠夺、扶持伪政府、建立日本开拓团、修建日本神社、建日本小学、设置二战高级战俘营等,让中国人蒙受了一次又一次屈辱,铭刻一段让人永世难忘的历史。

  日本帝国主义对西安县煤炭的觊觎

  辽源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六年(1917年)九月十六日,《西安县警察事务所调查日本人勘探煤矿令》档案中,真实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将魔爪伸向西安(今辽源市)矿区的史实。

  1905年,日本取得了帝俄控制长春到大连段的权益和财产。1906年,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并设置调查部。满铁调查部的工作人员有日本人、中国人,也有朝鲜人。日本谍报人员中有许多所谓的“中国通”,有中国姓名,讲流利的汉语。

  1911年,西安县城北发现矿苗开采。1913年,旋即派员到西安矿区进行调查,搜集经济情报。同年12月25日,日本政友会议森恪召开第四十四次帝国议会,研究了“满铁”所属的大连煤矿扩大生产规模的议案,以及“满铁”对西安县煤矿的调查报告书。调查报告书认为,西安煤田蕴藏量丰富,煤质优良,而各商办公司纷纷竞争,处于混乱状态中,大有可乘之机,决定支持“满铁”计划,批准其以技术援助、中日合办、贷款等方式渗入西安县煤矿,进而攫取西安煤田的开采权与经营权。

  森恪是日本三井财团的要员,被日本政府称为“废私从公,努力于中国大陆开发事业的先觉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森恪决定同日本九州的安川财团合作,在原“高昌公司满洲矿山部”的基础上成立“东洋炭矿株式会社”。森恪等人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请求政府投资,以掌握西安煤田的开采权,独占煤炭资源,防止西安煤田在中国人手中发展起来。

  1917年1月11日,东洋炭矿株式会社与西安大同公司订立了西安煤矿历史上第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合理契约,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对西安煤矿进行经济侵略的开始。继西安公司(原大同公司)之后,有健元、健兆、泰信三家煤矿公司相继与日方订立合办契约。至1918年末,西安矿区已有4家公司与日方先后订立了屈辱契约。

  东洋炭矿株式会社收买西安各商办公司的同时,日本九州安川财团所属的明治矿业株式会社也将注意力投向西安矿区,认为矿区与日方订立契约带来的潜力巨大。1918年初,派出该会社的技师大津盛吉和明治专门学校教授加藤武夫来到西安着手进行调查,筹划争夺矿权。1918年9月,安川财团头目安川敬一郎与东洋炭矿株式会社谈判,在东京签订协议,将其在西安的矿权全部收买。安川财团出资现洋50万元购买现有的股份、设备等,然后再扩大投资现洋100万元(先期支付35万元),成立满洲采炭株式会社,重新开始地质普查,并确定以宝兴公司为中心,有计划地在西安矿区进行全面的开发建设。

  西安煤矿第一份丧权辱国的契约

  据康德八年(1941年)十二月,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出版的《西安矿业所十年史》一书记载:“民国六年(1917年),东洋炭矿株式会社着手开发炭田,设立西安公司、富国公司,与大同公司缔结合办契约及借款契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胶州湾,进而提出“二十一条”,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各界爱国人士迅即掀起反日风潮,而日本帝国主义随之改变策略,正式以投资、合办的方式进入西安县(今辽源)矿区。

  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入西安县矿区后,经营采矿业的中国民族资本家阵营迅速分化,有的仍坚持发展民族采矿业,有的则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羽翼庇护下的洋奴、买办。

  1917年1月11日,东洋炭矿株式会社与西安大同公司订立了《采掘承包契约书》,其全文如下:

  采掘承包契约书

  中日合办西安煤矿有限公司中国代表王振邦、日本代表浅田龟吉,于民国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附民国官宪存案的奉天省西安县城北半截河子煤矿煤炭采掘,经浅田龟吉(以下称乙方)承包,并双方同意缔结下列契约:

  第一条 本契约盖印后,甲方须附带奉天省西安县城北半截河煤矿矿区图,并将矿区内煤炭的采掘运输等一切业务划给乙方承包:采掘运输等一切设施的必要经费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得缔结与本契约以外其它与此相抵触一切契约。

  第二条 甲方对前条包价,须以采掘煤量的百分之八十交付乙方,其余百分之二十内付给丙方五(每百吨五吨)、丁方十五。

  第三条 乙方根据本契约的承包业务发生损失变灾等,除非常场合,不得作前条以外的请求。丙方在矿区内自己的所有土地以三百七十亩为矿业用地,免费任由乙方使用。

  第四条 本契约以合办契约的存续为期限,同契约延长时本契约亦同样延长。

  第五条 本契约结束时,土地及坑洞任甲方处理,机械、建筑物及其他一切设备归乙方。

  第六条 本契约以日中两文各三份,一份报奉天日本总领事馆存案,甲乙方各保存一份,有误解时以日文本为依据。

  日方代表:浅田龟吉

  中方代表: 王振邦(土地所有权者)

  连署人:蓝志峰(旧试掘权者)

  采掘承包人:浅田龟吉

  民国六年一月十一日

  自该约生效之日起,大同公司改称西安公司。

  东洋炭矿株式会社与西安大同公司订立的《采掘承包契约书》,是西安煤矿历史上第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合理契约,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对西安煤矿进行经济侵略的开始。“日本窑”的合办契约要点为:第一,资本由社会投入;第二,投资以外的所需资金由日方借款;第三,从公司纯利润中提取10%支付借款利息,其余提10%偿还投资借款,剩余部分按中国方面30%、日本方面70%分配;第四,中国方面如欲与第三者缔结任何契约,必须取得日本方面的同意。由上可知,这种“合办”,实际上只是一种名义,日方的权力至上,中国方面已沦为日方指令的无条件服从者。这个契约,在1918年12月27日有日本驻铁岭领事馆确认生效,嗣后根据1924年9月颁布的《中华民国矿业条例》,又向奉天省政府提供了合同草案,规定损益均由双方折半处理。

  契约成立后,签约当月的三十一日止,日方直接投资即达5.4万余元,立即开始进行全面地质钻探,由原来的256,021平方米增加到1010,924平方米,查清了贮量与地质构造。不久,日方又增加投资1.66万余元,用于附设投资,除建有141平方米建筑物外,还购置手动式钻机等设备。

  “日本窑”对西安县民族采矿业的排挤

  有雄厚资本的“日本窑”,在日本政府与军界的支持下,从政治、经营、劳工、技术、设备上不断巩固自身实力,采取步步紧逼、处处主动进攻的方式,极力排挤中国民族采矿业,企图垄断西安(今辽源市)煤田。

  日本资本侵入西安矿区后,订立了一系列契约,这些契约使我国进一步丧失主权。首先,日方可以无偿使用矿区土地,并在签约后不断向周围扩张,大大超出契约规定的范围。其次,契约虽由日中两国文字写成,但日方总是曲解条文内容,而契约中又规定“如有误解时以日文本为依据”,所以中国民族资本家和窑工倍受歧视,有苦难言。

  矿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基本权利之一,矿产资源是不容外国任意掠夺的。但是,在西安矿区签订的这些契约,既未呈请中国政府批准,又不送中国政府备案,而是将文本送交日本领事馆保存,这就是露骨的侵略行径,是对中国政府和主权的极大蔑视。订约时,中华民国的第一部《矿产法》已经颁布执行,中国的这部分民族资本家竟然置国家法度于不顾,为一己私利,公然欺骗本国政府,已构成勾结外国势力出卖中国主权行径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些人已蜕变为卖国者。

  在经济实力的竞争上,日方亦占绝对优势。“明治矿”( 也称“日本窑”)主要指泰信、健元、健兆三公司。泰信公司的中方代表人是邹立贤,日方名义人守田辰得,矿区面积4297.5亩,公认资本现洋10万元。健元公司中方代表人为杨魁元,日方名义人松本健次郎,矿区面积1711.9亩,资本现洋4万元。健兆公司中方代表梁兆藩,日方名义人松本健次郎,矿区面积3662.8亩,资本现洋8万元。未与日方订立契约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经营的几家公司,最多资本为现洋2至现洋3万元,矿区面积均不超过千亩。

  满洲采炭株式会社在西安矿区站稳脚跟之后,逐渐强化经营管理,充分发挥资本垄断作用,通过协议将在西安煤矿的开发经营权完全转让给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日方采用先进技术与先进设备进行采掘,露天开采使用掘土机,运输提升使用新式矿车,并从日本本土招募掌握新技术的技师予以技术指导,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不仅“明治矿”,凡是与日方订立契约的各公司,如大同、富国等均有日本技师工作,其技术规程对中方严密封锁,形成技术垄断。日方把生产的大量煤炭用汽车、马车,运至四平装火车,再发往南满铁路范围内销售,或由大连装船从海路运往日本本土。而中国民族资本家经营的华窑,无论在运输与销售上均无法与之抗争。

  在招用工人方面,华窑由于效率低,销售的竞争力亦低,故工人的工资也相应低下,并且常常拖欠。而日本窑为了争夺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又处于实现垄断的需要,便用明显高于华窑的工资来吸引劳动力,致使华窑在劳工方面受到排挤,生产更加不景气。

  在地质方面,日本大正十四年(1925年),明治矿业株式会社统一进行钻探勘测和拟定生产计划,打了六十多个钻孔,绘制出详尽的地质图,做了较全面的技术与经济分析。截至“九•一八”事变,日本方面八次向其政府提出地质报告书。一是大正二年(1913年)十二月的《奉天省西安县大疙瘩炭田调查文件》;二是大正三年(1914年)四月的《大疙瘩炭田地质调查报告书》;三是大正八年(1919年)九月的《奉天省西安县大疙瘩炭田并鸭子圈及四道沟炭田调查报告文件》;四是大正九年(1920年)三月的《西安县大疙瘩炭田调查报告》;五是大正十四年(1925年)五月的《大疙瘩炭田调查报告文件》;六是昭和三年(1928年)七月的《西安炭田勘探资料》;七是昭和四年(1929年)十一月的《西安炭田调查报告》;八是昭和六年(1931年)的《西安炭田手掘、金刚石勘探蓝图》。从以上的调查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早在1931年9月18日武装侵占东北以前,日本人就已掌握了西安煤田的地质资料。而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则不占有这些资料,不了解地质、矿床结构情况,也就无法科学地进行合理采掘,只能停留在寻找露头、采到哪儿算哪儿的原始落后状态,在与日本窑的竞争上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

  至此,日本资本由渗入到操纵西安矿区的经济命脉,再到掌握经营大权,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即已完成,从而西安矿区的民族采矿业进一步陷入困境。由于日本窑对华窑采取种种排挤手段,使西安矿区进一步丧失主权,日资进一步垄断了西安采矿业。

  西安矿区沦陷经过

  1931年12月27日,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东北发起全面武装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可在康德八年(1941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者出版的《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矿业所十年史》一书中却美化说:“奏凯歌和平接收西安。”

  1931年9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召见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让其带人“接收”西安煤矿。接收前夕,关东军军部派出河本大作等9人分别去原东北矿务局、沈阳中央法院、实业厅等搜集有关资料,为“接收”西安煤矿做前期准备。

  1931年12月4日,河本大作、山本庆治等11人为“接收”委员,又有其随行武装人员9人,由沈阳乘火车于傍晚到达西安县火车站。在火车站广场的欢迎仪式上,西安市民和矿工高喊:“王八蛋,东洋鬼子﹗”“打死他,日本人﹗”河本大作惊慌失措,急忙来到矿山事务所。6日上午,河本大作等人在西安县公安队的保护下到矿区联系“接收”事宜。当时,原西安煤矿总办王钧豪携带细软出逃,矿长傅宝锐避而不出,部分股东代表与河本进行谈判,股东们拒绝交涉。

  7日,河本大作等人又与县商务会长王擢、县财务局长曲海宇、县农会副干事马荆山、沈海铁路护警头目,以及于芷山派来的翻译冯继光等人进行协商。但由于在煤矿经营及任职等问题上未能与股东们取得一致意见,所以“接收”工作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河本大作返回沈阳,准备凭借武力进行“接收”。12月9日,河本大作带领随员返回沈阳,路过山城镇,下车前往东边道保安司令部拜访于芷山,争取对“接收”西安煤矿给予支持。

  于芷山,生于1879年,原名于世文,字澜波,号芷山,辽宁省台安县黄沙坨子村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早年在杜立三处从匪。1903年到奉天投效清廷,历任正兵、什长、哨长等职。1912年9月任步兵排长,后任辽中县河防营上尉副官。1914年4月入奉天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水上警察局局长。1917年任水上警察总局局长。1920年任步兵上校团长,不久将扩编为旅,任少将旅长。后升任师长兼张作霖侍从武官长。1927年10月任东北军第30军军长。1928年调任东边道镇守使。

  东边道管辖东边道通化、海龙、柳河、辉南、西安(今辽源)、东丰、西丰、清原、开原等23个县,拥有四千多名士兵,加上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算是颇有实力的军阀之一。事变前,他与汉奸张海鹏、张景惠关系密切,被视为“满洲独立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月27日,汉奸张景惠在黑龙江省宣布成立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9月28日,吉林省长熙洽发表声明,宣布断绝与南京政府的关系,抢先在东北宣告“独立”。 于芷山则以警备东边道为借口,保存实力,静观两军战况,保持所谓“独立”。所以,事变以后不久,关东军曾派一个叫大矢的人到山城镇对其进行拉拢,开始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到10月5日,于芷山看到形势恶化,便与岛本第二大队签订了契约,答应负责保护东边道境内“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 10月25日,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公开宣布:“建立满洲独立国家,拥护宣统皇帝主政;维护东边道治安;绝对保护日本人生命安全。”在于芷山的威胁和蛊惑下,东边道23个县政府及军队、警察、自卫团、公安队一齐投降日本,并以“治安维持会”取代了县政府,将东边道镇守使署改为“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 于芷山任“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总司令。

  当时,河本大作还不知道全部内情,但从于芷山对日本浪人所采取的纵容态度和对日本商人贩卖鸦片的默许中,看出了于芷山的政治立场,因而在于芷山会见他时,对其极力吹捧并加以诱惑,称赞于芷山不为张学良的“威吓”、“迫胁”所动,对日本方面采取了“友好、亲善”的态度,并趁机鼓吹“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滥调。在晚间的宴会上,他又对于芷山大讲所谓“满洲的光明前景”,并就当时的“局势”同于芷山交换了意见。用河本事后的话说,这次会见是“初交如故知”,“极为融洽”。于芷山也向河本明确表示,他丝毫没有抗日的想法,愿意和日本人共同镇压东边道一带的抗日力量。同时,他还希望河本大作能从中协助,乞求关东军在军饷和军需方面给予援助。

  河本大作山城镇一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回到沈阳以后,迅速将其在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向关东军干部部、政务部及驹井作了详细汇报,并转达了于芷山的请求,催促要抓住时机,加快与于芷山的联合,以武装占领西安煤矿。12月24日,河本大作在沈阳办好由省实业厅颁发的正式训令,和实业厅第二科科长安集桐、于芷山的翻译冯继光一起重返西安县。与此同时,于芷山将西安县公安局长戴东藩调至山城镇谈话,迫其向河本大作妥协。

  12月26日,河本大作返回到西安县,一方面与县政府及矿山有关人员交涉“接收”事宜,另一方面进行“接收”后矿山机构的安排。河本大作任总办,安田勇造任经理,设采矿部、营业部,分别由日本人山本庆治、中岛规矩夫、竹内善太郎担任负责人,并做好以武力强行占领矿山的各项准备。

  河本大作将其一行分为两组,一组由安田勇造、竹内善太郎带领急速奔赴山城镇,请求于芷山迅速派出武装部队协助他们对矿区实行武装占领。另一组由河本大作率领,于12月27日清晨,带枪支和信鸽急速奔赴矿山。

  西安县商务会长、农务会长兼保安队长常永林,得知日本人要武力强行占领矿山,立即率领保安队埋伏在通往矿山的山腰上,以阻止河本大作武装占领西安矿区。这时,汉奸于芷山派骑兵队赶来,迫使常永林改变作战计划。

  12月27日,河本大作等人在于芷山的骑兵队保护下,完成对矿区的武装占领,西安煤矿沦陷。从此,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勾结在一起,开始对西安煤矿疯狂掠夺,矿工也开始了长达十四年最悲惨的生活。

  河本大作与西安煤矿

  辽源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天省实业厅训令档案载:“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属官商合股组织……,经省实业厅委托,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维护现状,避免危险起见,委派日员河本大作前往管理……”

  河本大作,日本兵库县佐用郡人,生于1883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投效关东军任下级军官,先后在派驻东北、内蒙古的关东军部队里任参谋、联队参谋长,1917年任日本政府驻北京大使馆武官。1921年,河本大作奉调回国,任工兵部队联队长。1924年,又到我国东北,出任小仓联队中校副队长,1926年3月升为上校(大佐),担任关东军总部高级参谋,负责情报工作。1928年6月3日夜,河本大作指挥工兵队,秘密在沈阳皇姑屯站三眼桥下埋上炸药。6月4日早晨六点,待张作霖的专车开到桥上,关东军工兵引爆炸药,轰隆一声巨响,黑烟飞起二百多米高,张作霖身负重伤,旋即死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为满足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亟待解决能源补给问题。9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河本大作带人接收西安煤矿受挫。12月27日,河本大作等人在于芷山的骑兵队保护下,完成对矿区的武装占领,西安煤矿沦陷。

  河本大作接收西安煤矿后,对矿山机构进行全面改组,取缔原来官商合办的一切机构,更名为“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河本大作任总办,安田勇造任经理,设采矿部、营业部,分别由日本人山本庆治、中岛规矩夫、竹内善太郎担任负责人。同时,在矿区设立宪兵队、守备队、警察队,各矿井均设有保卫系等特务组织,开办“思想矫正院”, 与汉奸勾结在一起,对抗日势力进行血腥镇压。

  河本大作为巩固对西安煤矿的统治,推行“以华制华”政策,“西安炭矿理事会”吸收部分华人担任理事、监事、干事等职,也允许把头、职员和其他华人在“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入股当股东,到1932年4月,矿山股份中日资已占59%。河本大作在西安煤矿实行管理矿工的“把头制度”, 以巩固和强化对西安煤矿的统治。他先后在泰信、大成、猛虎亮、富国等十余个矿井扶植了42个大大小小汉奸担当“把头”,每个大柜的大把头往往管辖500--2000人。“把头制度” 的实施,不但强化日本人对矿工的管理,还把矿工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怒火转嫁到中国人的“把头”身上。

  从1932年1月起,河本大作主持对西安周边进行全面地质调查,绘制矿区地质图,并亲自主持制定“西安炭矿发展五年计划”。河本大作还亲自出马游说,从日本政府和大财团及侵华日军后勤部门募集大笔投资款项,连续开发猛虎亮坑、富国一斜坑、二坑、三坑等坑口,使煤炭产量迅速提高,到1934年年产量已达到45.5万吨,同年,西安煤矿全部被日本人侵吞。由于河本大作在西安“功劳”突出,日本军政各界对其日益器重委以重任,1933年3月16日,河本大作任“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理事。1934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统一管理东北、内蒙古的煤矿,在伪新京(今长春)成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河本大作被任命为理事长,同时仍兼任西安煤矿总办。“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管辖包括西安、阜新、通化、鹤立岗(今鹤岗)、蛟河、八道壕等17座煤矿,是伪满洲国最大的产业之一。日本侵略者曾在辽源矿务局门前建座河本大作铜像,底座上题有“众望攸归”四个字,在辽源市龙首山公园里建座“河本亭”,极力为这个双手沾满中国矿工鲜血的魔鬼歌功颂德。

  1941年12月,驻山西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请河本大作到山西经营日军垄断下的“山西产业会社”株式会社任社长,仅1944年一年内三次向日军“捐献”7架飞机,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山西帝王”。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故继续留在山西,充当阎锡山反共帮凶,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捕。河本大作是解放军逮捕的日本人中最重量级人物之一,1953年死于太原监狱。

  日本在东丰县设日警始末

  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奉天交涉公署发给东丰公函第122号宣称:“日人在奉省设警所一事,确系违约行为,前经本署将各处日警名额审理年月,警所驻地等调查明确,当即汇呈外交部提向日使,严重抗议在案,近查前项调查历时已久,不无变更,亟须重新调查,以便呈部继续交涉。”

  民国四年(1915年)沈阳日商延寿堂药店被炸,日领事馆借口保护侨民,不待中国政府允许,公然在奉天城、法库门、锦州、义县等地强行擅建警察所。民国五年(1916年)十一月,日本人又借口驻郑家屯日军遭中国驻军枪击事件,肆无忌惮地在郑家屯、昌图、盖平、八面城、农安等地增设警察出张所。这两次中国军民义举事件发生后,军阀政府对日人趁机建警则不闻不问,直到11月8日民国政府外交部函电奉天省长并转饬吉林省长时,方知“设警地点前据奉吉两省报告,仅有梨树、海龙、奉天大东门、大西门,德惠县张家湾,以及拟设派出所之牛庄、锦县、营口等八处,而日使来部称,已设日警地点有二十余处。”

  民国六年(1917年)十月二十八日,日人森喜一郎、林幸十郎来到东丰,租居乐春园饭馆,扬言在东丰建警察出张所。消息传出后,11月3日县知事谢桐森电函奉天辽沈道尹、省长、交涉公署:“访问日本有在东丰派驻警察二名之传,严密调查,尚未来县。”11月14日午刻,日本人去县署,自称为“东丰大肚川警吏铁岭领事馆事务委员”,要求在东丰设立警察出张所。谢知事以“即无省长命令,又无此等条约”,严辞拒绝。事后,谢立即分电于奉天辽沈道尹、奉天省长、奉天交涉署,吁请交涉,并候示处理办法。16日,谢又电告:“与日人迭开谈判,严辞拒绝,该日人允许暂不进行,听候我国与该国领事交涉。”11月25日,铁岭交涉署回电:“日人任意添派大肚川警吏,实属侵我警权,希严辞阻止,妥为保护。”28日,奉天辽沈道尹兼营口交涉员公署训令东丰县知事:“事关国权,万难承认,万一实行设置,仰即一面严辞抗阻、勿稍退让,一面驰报本署。” 30日,奉天全省警务处再发指令:“候呈请省长转饬交涉转派员,向日本总领事严重交涉。”一时,南起营口,中经沈阳、铁岭、北至东丰,维护主权、警权之举鹊起,“迭开谈判”、“舌敞唇焦”、“与日力争”。

  11月末,日驻铁岭领事馆在“一味藉辞推宕”之后,照会铁岭交涉局,首谈:“查近时本帮人居住往来在东丰县者,日见增多,有保护取缔之必要,故派警察出张所,驻在该县。”继称:“查敝国在贵国有领事裁判权,此种裁判权本属人的性质,与之伴随的警察权,其作用自及于地方。且贵国警察制度未臻完备,鉴于现状,实为遗憾,不得已对于本帮人往来频繁地方,特派分驻警察官吏,认为保护之必要,贵方所谓条约违反及侵害警权之事,毫无存在。若贵国司法及警察制度王权改良。我领事裁判自必撤废,否则,必须继续办理。关于尊处照会要求撤退出张所及增派警察之事,不能许诺!”对这样明显违约、蛮横的殖民者行径,东丰县谢知事据约驳斥,在给转来此文的铁岭交涉局长朱光忠的呈文说,查中日《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条约》第五条载明:“日本臣民应服从中国之警察法令”等语。兹该领事违背不顾,反借口“领事裁判权本署人的性质,与之相伴之警察权其作用自及于地方,明知违约,难逃公论,其所来之林幸十郎,自经知事严辞拒绝后,现乃变其警吏名目,自称为铁岭领事馆事务委员、驻在大肚川”。在呈文的末尾,谢剀切陈辞:“溯查彼邦谋我,不遗余力,稍行退让,即坠术中。”寥寥数语,可谓振耳发聩。然而,那些道尹、省处、署等并非聋聩。均因仰人鼻息,而无意短其强横,逐其奸警。另外,该日领所谓:“居住东丰者日见增多”纯系夸大。到该年底,东丰日本人不过十四人,由此而建警察出张所,惑言增多,捏词保护,显系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民国六年(1917年)一月二十三日,日本人公然无视中国主权,于居处悬“警察出张所”木牌。谢知事得警察所长王宝源的报告后,当即前往该处驳辞抗争,备忘录如下:

  谢桐森:“一月二十三日,见贵屋门前挂有警察出张所木牌,不胜诧异,从前曾与林幸先生谈过暂不挂牌,何以不待解决,又复背言悬牌,请即撤销以符前言。”

  林幸十郎:“前允听候贵国交涉终结再行挂牌,言诚有之,但现奉敝国领事命令,嘱令悬牌,前言自归无效。”

  林幸十郎:“既不退让,我已挂上,不能取消!”

  谢桐森:“不论林幸先生取消不取消,敝人绝不承认为警察所。”

  林幸十郎:“现在柳河、海龙、山城镇、辉南等县,均有出张所,县知事并未过问何以贵知事独对敝国警察极端争执?”

  谢桐森:“并非争执,我国警权所关,约法所系,鄙人担负一县之责,我国权限攸关,是以不能退让!”

  林幸十郎:“既贵知事不肯退让,暂缓三天,我给领事去信,如果允许,将此牌取消,自无不可,我你服从性质,不能做主。”

  谢桐森:“三天之内,不论领事有无命令,必须将牌取消!”

  林幸十郎:“届期再酌。”

  正当面对面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2月17日,奉天辽沈道兼营口交涉员公署发出第18号训令:“日人在东丰设警问题,现归中央核办此案,并据铁岭交涉局呈报,已资部一并抗议。”至此,一场尖锐斗争便被腰斩。所谓中央,即是卖国求荣唯日人马首是瞻的北洋政府。所谓外交部,即秉笔签订出卖东北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的陆政祥所执掌的部,这些豢养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国贼,当然不会对其主子利益有任何“侵犯”。所以,名归“中央核办”实力架空地方的抗阻实力,束缚地方官员谈判手脚,使地方官不必念兹,在兹,而对日建警则听之任之。民国六年(1917年),张作霖宣布奉天省与中央脱离关系,但投靠日本起家的军阀政府,对此更不会“妄加阻挠”了。

  4月21日,林幸趁着力阻日本人建警察出张所的谢桐森卸任另就的时机,改租县城东关于姓市房四间,于门首重新赫然悬挂“铁岭领事馆大肚川警察官吏出张所”木牌。新知事章运熹在接到警察所长辛青山报告后,一面具文呈报,一面派该所长前去“严重交涉”。然而,林幸态度骄横声言:“来东数月,交涉迄未解决,所设立出张所已报成立,刻未奉领事馆命令,断难擅自取消。”对此,章运熹除了“等因奉此”将情况上报交涉署。并符以“此案已归中央核办”为已开脱外,便是“详查日员等纯以保护日侨为词,尚无其他举动”。无异,章运熹知事焉能日人建警系包藏祸心之举,只缘此公洞悉“中央”意图,心照不宣,乐得无事。6月,奉天警务处突然发出指令:“林幸十郎、森喜一郎即未离县,应先索验护照。”此举虽然已晚,但亦不过官样文章,林幸对此竟不以为意。辛青山在给知事的呈文中,叙述了查验护照经过:“据称伊等系面奉铁岭领事馆命令,来东设立警察出张所,并未发给护照,亦无正式公文。”

  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奉天交涉公署发给东丰公函第122号宣称:“日人在奉省设警所一事,确系违约行为,前经本署将各处日警名额审理年月,警所驻地等调查明确,当即汇呈外交部提向日使,严重抗议在案,近查前项调查历时已久,不无变更,亟须重新调查,以便呈部继续交涉。”这时,各有关部门不再“饬令”知县“严辞抗阻,勿稍退让,事关国权,万难承认了,代之以杳无希望自欺欺人得”,继续抗议,“个积年累月得例行公事的调查。”东丰先迁三任知事心领神会,不再与日警交涉。而是把日本人警所即成事实,按月向上呈报。10月12日,县知事裴焕星在给奉天交涉署的复文中,依式填表之,“东丰县城,现有日人警察官吏出张所一处,内设警察宫畸半助一名。”

  一场时历四秋,东丰日人擅建警察管事务所的斗争,以日人的强行建立和腐败无能政府的默认造成既定事实告终。两个既无护照又无正式公文的日本人竟能在中国领土上建立起日本警察出张所,十二年后,“九•一八”事变中日军所以长驱直入、几个月内吞并了东北的原因便不刃而解了。

  留下西安县影像的日本记者松本丰三

  在伪满时期西安县(今辽源市)留下的影像中,有不少下方标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照片,并写有作者的名字—松本丰三。

  日本侵华前对西安县(今辽源市)进行的所谓“考察”,是以记者身份进行的间谍活动。自19世纪末,日本人便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影像采集。1924年,满蒙印画协会成立,自此日本人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摄影考察活动,足迹遍及东北、内蒙、北京、山东、湖北、湖南、西藏、云南等地,拍摄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的地理、地貌和建筑。有学者研究表明,日本为达到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野心,向中国派出了探险家和学者对中国的各个方面进行严密调查,同时,通过媒体向国民介绍中国的情况,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创造条件。

  日本侵略者通过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在中国东北地区实施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同时也陷入了空前的国际孤立境地。为扭转国际上孤立的不利局势,日本侵略者开始意识到对外宣传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艺术宣传所展开的柔性诉求有助于增加日本侵略者的亲和力和欺骗性,以此来缓解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们利用摄影出版物大力美化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为奴役东北三省的中国人民服务。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出版的各类摄影出版物共有30多种,《满洲概观》便是其中之一。《满洲概观》是一部系列摄影作品集,由当时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作品集为16开本,精装印刷,出版时间为1936年至1939年期间。摄影集中收录的数百张照片,全面展现广大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城市交通、文化地理风貌、名胜古迹、自然风景、民风民俗等生活场景。从摄影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该书水平较好,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收藏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东北地区历史的珍贵资料。这些图片,大部分是由日本著名记者松本丰三拍摄的。

  1933年至1939年,日本著名摄影记者松本丰三以为日本满铁公司“华北交通”从事铁路设施调查的名义来到东北。1935年前后,松本丰三来到西安县,在西安煤矿、西安县城留下大量摄影作品,其中有部分纳入到《满洲概观》。这些作品包括西安县全景、西安县街景、西安县饭馆、西安县菜市场、西安县火车站、伪满西安县公署、原伪满国高(今实验中学)校舍、西安县东吉门、西宁门、西安县龙山公园、、福寿宫武成殿、魁星楼,以及西安煤矿露天矿、西安煤矿矿工住宅区等。

  1940年前后,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将松本丰三拍摄的10余张西安煤矿作品印成贺年片一套,广泛发放,这是辽源地区发行的最早贺年片。该贺年片大肆宣传“东亚共荣”、“日满一体”、“王道乐土”,竭力掩盖对西安煤矿的法西斯血腥统治和给西安煤矿工人造成的巨大灾难,美化其侵略罪行,以此欺骗世人。1950年,松本丰三死于日本。

  日伪时期的西安县公署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并在东北各地设立各级伪组织。初期为共和制,一年后改为“满洲帝国”,实行帝制,实为日本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全境实行“日满一体”的经济政策,西安县(今辽源市)沦落为伪满傀儡政权统治,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

  1932年,西安县国民政府改称为伪满“西安县公署”,直隶于伪奉天省公署。

  伪奉天省公署重新划分西安县地界,实行并区、并村制,在驻西安县日本军事机构操纵下管理全县境内的一切事务。西安县公署改知事为县长,县长由中国人担任,由日本人任参议官,而日本参议官是实际管理者。日本特务机关派日本人在伪满西安县公署各局各科充当副职,对伪满官员实行直接监督、控制。

  伪满西安县公署共有人员近百人,设庶务、财务、行政等八个科。庶务科起到办公室作用,负责管文书、人事、开饷等工作,还有对雇员的安排;财务科负责管理全县财政;教育科负责学校、戏园管理等;行政科负责区、街、村的土木建筑,以及保健、诊所、医院管理等事务;实业科负责经济、工商、农林管理;警务科负责县署警务及协调县署警察局工作;动员科负责征国兵、要劳工和战时动员。当年搞的所谓“勤劳奉仕”活动、“青年训练”活动、防空演习活动等均归动员科负责;地政科负责管理土地买卖、所有权发地照等。各科科长均由中国人担任,副科长一般都是由日本人担任,却掌握实权。

  伪满西安县公署设县政会议制度,秉承日特机关的旨意,对较重大事项进行商讨、决策。每周举行一次会议,出席会议人员为县长、日本参议官、各局科室主官及其他有关职员。西安县日常公务中,凡重要事宜都要经过日本参议官核准才能签发办理。

  伪西安县公署的建立,除管理西安县日常事务外,还对爱国人士、抗日队伍进行镇压,搜集各种情报。为配合日军统治,伪西安县公署极力推行奴化教育,对民众进行欺骗宣传。为防范军民抗日,伪西安县公署为日军强征劳工、强占土地,在境内修筑防御碉堡、战壕等军用设施。

  1933年,西安县公署办公场所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维修扩建,拆除县衙前的屏风、院内衙庙和老式房间,改变了原有比较古朴的建筑风格,将原来临街一层办公楼改建为二层楼。西安县署的所在区域被称为“西安街”,在县署斜对面设有“西安街公所”,是一座二层小楼,设有街长一人、数十名职员。西安街公所管理范围很大,凡是县公署不管的一切杂乱事务均由西安街公所管理。除了街区管理,还兼管发放商户营业执照等工作。

  西安街下设东吉、南康、西安、北寿、中兴五区,各区设公所一处,区长一人,职员若干名。东吉区区长由日本人宫长乐畔担任,南康区区长由西安县富绅叶明芝担任,北寿区区长石磊(原名石国璋)担任,各区还设有保长、甲长,主管居民具体杂事。

  西安县署直属机构还有警察局、检察院、法院、监狱、税捐局、教育局、满洲中央银行西安县支行、金融合作社、兴农合作社、工商会、中日协和会等。西安县警察局、检察院、法院、税捐局、银行等由奉天省公署直接管理。

  日伪西安县幕后的管理者,是关东军设在西安县的日军守备队,设有守备司令,军营南、北各一处,军事战斗人员不多,主要以维护治安为主。西安县日军守备队,建制为中队(连级)。此外,还设有日军“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军医院、伪满国兵训练营基地等。日军守备队不但参与西安县署事务管理,还负责城内治安管理、环境监察、卫生管理、市场物资流通管理等。

  西安县城北矿区归西安矿业所管理,含矿区内居民及民事,隶属新京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矿业所有自己的事务管理所、警备队、铁路管理课、矿业教习所、煤矿医院、铁加工厂等,西安县公署无权过问任何事务。

  日本侵略者对西安煤炭的疯狂掠夺

  《西安矿业所十年史》记载:伪康德四年(1937年)二月十一日,时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后任日本内阁首相兼内务大臣东条英机亲临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视察,强调“炭业报国”,命令“满洲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不惜一切代价加快煤炭生产,满足全面扩大侵华战争军火工业及战勤运输对煤炭之需要。

  1931年12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武装占领西安煤矿后,成立“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下设4课14个系,又改设16个课75个系,还设置矿警备队、警察队。从1932年起,他们不断扩大开采规模,对西安矿区丰富的煤炭资源进行疯狂掠夺。

  自1932年起,为掠夺煤炭,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煤矿进行投资,购置了一些运输、选煤、照明、发电机等机械设备,不断扩建原有坑口的规模和开凿新的井口。更主要的还是通过强化镇压手段、加大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作时间等法西斯手段,增加煤炭产量。从1932年到1935年这4年间,公司先后开凿了猛虎亮坑、旧六坑、旧五坑,还扩大了第一露天掘的生产规模,煤炭产量直线上升。1931年,产量为16.8万吨。1932年,产量达16.2万吨。1933年,产量达32.1万吨。1934年,产量达45.5万吨。1935年,产量提高到62.4万吨。

  193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整个东北煤炭资源的控制和掠夺,成立了“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1935年2月,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划归其管辖。同年,公司制定了1936年至1940年的发展规划,加快了掠夺煤炭的步伐。具体目标为:1936年、1937年、1938年三个年度,生产量为75万吨;1939年,生产量为85万吨;1940年,生产量为100万吨。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以“打冒顶”为主的“以人换煤、要煤不要人”的掠夺式开采方法,使实际产量大大超过了原定指标。实际产量是:1936年为880,024吨;1937年为798,029吨;1938年为1,123,708吨;1939年为1,290,937吨;1940年为1,553,698吨。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下属的有西安、阜新、八道壕、北票、鹤岗、密山、复州、扎赉诺尔8个主要生产煤炭的煤矿和公司,而西安公司的煤炭产量和销售量占8个煤矿总产量和销售量的比例分别为:1934是36%、37%;1935年是43%、41%;1936年是42%、40%;1937年是29%、34%。从以上数字足以看出,西安公司在“满炭”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7年,日本当局为扩展军事工业,强化战争机器,加快对煤炭的掠夺成了最紧迫的问题。为此,1938年,“满炭”株式会社又制定了一个“五年开发规划”,强迫下属各矿及公司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煤炭产量。1937年,明治西安炭矿收买了所有民间股东的股金,变所谓的合股经营为独资经营,将矿区分成数片,分别建立了大成采炭所、富国采炭所,并将代管的明治矿改名为“泰信采炭所”。1938年5月,建立东城开发事务所,不久投产,改称“东城采炭所”。同时,增添部分设备,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1938年,“满炭”发表了所谓“修正产业五年计划”,向各矿、公司提出了更高的煤炭产量指标。为了便于“满炭”直接经营,担负起“七七事变”后所谓“国家、国防建设的重任”,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于6月30日宣布解散,改名为“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炭矿”。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炼铁、炼钢和动力用煤量急剧增加,对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步伐进一步加快。1942年,“满炭”又制定了“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规划”,给西安炭矿下达的任务为2600万吨,比1940年东北产煤总量2514万吨还多。由于这个计划是凭主观想象编制出来的,当然无法兑现,但煤炭产量仍然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数字。1941年为1,678,000吨;1942年为1,769,600吨;1943年为1,809,900吨;1944年为2,095,000吨;1945年为928,733吨。5年间,累计产量为8,213,233吨。据资料记载,从1932年到1945年这14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安矿区共扩建和新建14个井口和2个露天矿。日本侵略者以法西斯的政治统治、残酷的经济剥削、野蛮的开采方式为主要手段,并以数以万计的中国矿工生命为代价,掠夺西安县煤炭共计15,819,036吨。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教习所

  据康德八年(1941年),由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编写的《西安矿业所十年史》一书记载:康德六年(1939年)四月一日,设置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教习所。

  康德六年(1939年)四月,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煤炭资源的掠夺,提出所谓“发展企业教育”的方针,在西安(今辽源)煤矿开办一所专业技术学校——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教习所。

  西安教习所分为日本部、满人部,所谓的教习所四训是 “服协节律,从同制律”。

  西安教习所第一期招收学生满人部一个班50人,日本部两个班90人。日本部是从日本国内招考来的学生,满人部的学生来自辽阳、海城、沈阳、开原、四平、梨树、怀德、西安等地的中学毕业生。西安教习所作息时间每天早6时起床,7时开饭,8时上课,12时吃午饭,午后一时半上课到午后4时结束,晚6时吃饭,饭后一个小时为自由活动时间,晚7时至9时为自习和预习时间,9时30分点名检查,10点熄灯就寝。在学习过程中,由于有的中国学生害怕下井,中途大半退学,到毕业时仅剩19人。西安教习所办学的主要宗旨是培养矿井采煤的基层技术管理人员,毕业后分配在东北三省,第一期毕业分配到西安煤矿的大成、泰信、富国、东城四个采炭所。

  西安教习所的所长是日本人铃木定宽,教习所共有专职讲师5人,同时,在矿里各课课长中请一些兼职讲师。兼职讲师是以课程内容而定,临时来校讲授,讲完就走。教习所学习时间为两年,课程以日语为主,以数学、采矿、测量、机械电气、土木、制图,测量为辅。专业课学习煤矿入门知识,以日本筑丰煤矿工人读本为课本,主要内容是煤矿基础知识、煤矿专用名词术语。主科有矿井掘进、采煤方法、矿井通风、灾害处理、地质、选矿、测量、制图,以及矿井提升、排水、井下运输、井下电工、巷砌工程、机械安装等常识。

  在专业课学完一个单元后,由专业实习指导老师带领进行井下实习一个月。实习设在一个专门小坑口,整个矿井从地面到井下的全部生产、管理、维护工作,完全由学生自己承担。学生分三班倒,根据课堂所学知识,从打眼放炮,到装车推车、打棚子等由学生动手操作。每天实习结束后,学生自己找时间,结合课堂学习内容认真写出实习笔记。

  教习所不仅学习课程,还要对学生进行军训活动。每天早6点起床后,首先进行集体点名,由值日生向舍监报告学生一宿情况,有无生病和外出。然后,由值日生组织学生原地进行干布摩擦上身,再由舍监组织集体跑步到神社(现辽源矿务局东山俱乐部),在神社前由所长训话后,解散回校。晚上就寝前,都要站在床头,集体点名后,舍监进行当日遵守制度情况讲评和训话,然后才准入睡。学生每月有二次到三次夜间紧急集合。

  在教习所期间,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的生活待遇有明显差别。中国学生入所后,自己带被褥,住的是大长板铺床,室内条件很差,吃的是高粱米饭、玉米面窝窝头,只有在节假日改善生活时,才能吃到大米饭,冬季穿棉大衣。而日本学生,一切都是公费,吃大米饭、住两人一室房间,冬季穿皮大衣。

  教习所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灌输亲日思想。学生从进入教习所,完全接受日语教育,一切日常活动都以日语为准,在所内任何中国人都不准讲中国话,强调中国学生为“满洲国”人。教习所内一律不准谈论政治,时刻向学生进行信奉天皇、参拜日本神社的奴化教育,每天早操时都要进行参拜训话。每当节日,全体学生列队到东山神社举行隆重参拜仪式,特别是在每月8日诏书奉戴日这一天,教习所的学生都举行仪式,面向日本方向祈祷,向日本天皇表示效忠,妄图改造中国学生的思想,使之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和驯服工具。

  日本侵略者对西安县经济垄断和掠夺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同年西安县(今辽源市)沦陷。由于西安县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地价便宜,煤炭储量丰富,日本侵略者极力控制西安县商贸,使其变成了殖民地城市。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中国的粮食和农产品资源,在东北实行了“粮谷出荷制”和“粮食配给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殖民统治推行的两项强盗政策。同时,日本人在西安县先后开设粮米、榨油、建筑、旅馆、妓院、酒馆、商店、当铺等三十多家经营场所,对这块殖民地进行疯狂经济掠夺。

  东北沦陷初期,日本统治者为对辽源地区进行具体化的垄断,实施经济统制政策。1933年3月1日,公布《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宣布伪满洲国经济原则的根本方针,随之出台的是一系列关于棉花、钢铁、粮谷、贸易、重要产业等全部物资的单行统制法令,不仅对大部分工农业产品施行了统一收购和统一配给,对大部分商品实行公定价格,还对行业分工成立组合,负责进货分配,限价出售。日本侵略者垄断了所有货源,严重打击了民族工商业。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辽源地区一直作为战争资源的供应地而被掠夺,作为殖民地而被迫为日本经济服务,一直在所谓的“统制经济”政策下牢牢地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

  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农产品的购销实行垄断。1933年,西安县成立农事合作社,主管粮食交易,开始对稻米、大豆、玉米等实行“统制”。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满足其战争物资需要,对西安县实行经济统治,推出“粮栈组合”。所谓“粮栈组合”,就是把经营粮食的企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体,实行出荷粮办法,按地区收购,不准自由贸易,更不准外流,把掠夺来的粮食运往日本国内和供战争所需,因此造成西安县比较兴旺的几大家烧锅、油坊和粮栈因缺少粮食而被迫停业,一些民族工商业只好关门倒闭,西安县城繁荣景象不复存在。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日趋升级,为应付庞大的战争支出,日本进一步加紧了对东北地区的粮食掠夺,欲将东北变为“大东亚粮谷兵站基地”。1939年11月6日,伪满政府变更米谷价格,将粮食的购销由“统治”改为强制收购。1940年,开始强行“粮谷出荷制”,指定交售粮食数量。春耕前,兴农合作社与农民签订粮谷出荷契约,先付5%至7%预购定金,强迫农民按契约安排粮食作物的生产,秋冬季按契约交售粮食。各伪村公所、警察分驻所在收粮食时都以出荷粮谷为重点,协助催逼农民交出荷粮,日本侵略者把大批的粮食运往国内或供应军需,直接用于残害中国人的侵略战争。在以武力强制出荷的压力下,出荷任务不断增加,每年秋收之时,这一沉重的负担都要使贫苦群众饱受苦难,1943年,西安县交出荷粮占总产量的47.2%。

  1937年,日伪农业政策委员会制定一项农业基本政策,即“粮谷配给”。从1940年6月开始,在各主要城市实行了大米的票制配售,到1943年各地全面实行了这种制度。1941年,除面粉由专卖机关配售外,其他各种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均由伪粮谷公司全面推行统制,并实行配售。在“粮谷配给”上,绝对体现了民族和阶级地位的不平等,日本人和中国上层官吏及其家属配售的粮食质量好、数量多,而普通中国人则相反,配售的粮食质量次、数量少。日伪后期,粮食配售的数量越来越少,而且还经常中断,百姓只好以豆饼面、橡子面和有限的棒子面充饥。如果发现民间进行粮食和肉类交易,或有买卖、自食大米、面粉者,均按经济犯罪惩处。对日常生活用品烟、酒、盐等也实行了专控专卖,甚至连屠宰场也把持起来,到1943年,市场经营已十分惨淡,西安县城往日的繁荣荡然无存,经济跌入底谷。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对金融实行了严酷统治,从金融机构、货币发行到调节货币流通,均操持于伪满政府统揽之下,金融状况始终处于农商交困、财源枯竭状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首先夺取了中国东北的主要金融机构,即东北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和兴业银行所谓的“四行号”,把“银行号”以及旧军阀官僚储存的金银大部分抢走运往日本。1932年7月1日,合并成立伪满中央银行,其使命为调节通货流通,保证通货安全,全面统治金融,东北各地遂设支行,在西安县设立满洲银行西安支店。伪满中央银行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国家银行”,是完全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银行。日本银行在伪行内设有参事室,监督该行的活动。实际上,伪中央银行是日本银行的特殊分支机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进行殖民地掠夺的重要工具,它垄断货币发行,集中信贷管理,控制国民经济,积极为侵略政策、战争政策服务。日伪统治者除设立伪中央银行垄断金融市场外,还通过金融统治,兼并、改组东北原有的行社,相继成立了伪满洲兴业银行、伪兴农金库、金融合作社(后改为兴农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形成较为完备的殖民地金融体系。在西安县除设有满洲银行西安支店外,其他金融机构还有满洲兴业银行西安支店、满洲兴农金库西安支店、安东银行西安支店、西安县金融合作社以及后来的西安县兴农合作社等。日本侵略者从这些金融机构中不仅通过信贷业务获取了大量利润,而且为日本经济提供了方便。为实行金融统治,日本侵略者连民间典当也不准中国人经营,1936年以后,西安境内的22家典当铺陆续被关闭。

  东北沦陷后,伪政权排挤民族工商业,垄断主要民用商品的经营,在流通领域实行小型商业联盟。“九•一八”事变前,西安县民族工商业以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铁路、公路的相继开通,得到较快发展,私营商号达359家,其中较大的有宏盛东、义和隆、天益长、三余号、联升永、大德成等。1937年,伪政权对粮油及主要日用品实行统配,私营民族工商业受到进一步排挤和限制,多数被吞并,甚至倒闭,西安城内商户锐减到97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商税制,使民族工商业遭受严重摧残。到1943年,由于日资的大量侵入,日营粮栈也发展迅速,已有三泰栈、日清栈、康德栈、西安栈和东兴公司等8家粮栈。这些粮栈经济实力雄厚,藐视同行,随心所欲,操纵粮油行情,从中获取暴利。日本人在控制粮油业的同时,还把西安县境内的粮食、食油、豆饼等物资大量运往日本,疯狂地掠夺致使西安县的经济一蹶不振。

  东丰县的日本青森开拓团

  据《满洲开拓年鉴》记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日本北海道青森开拓团第七批,来住奉吉线莲河驿(站)北四千米的镇安村管境(今东丰县三合乡朝阳村东胜村)内入植。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为加速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日本拓务省和关东军计划20年内向“满洲”移民百万户。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伪满国务院准许日本人在奉、吉、黑省管境有土地使用和永久居住权。从这年开始,大批日本人逐年分批以集团开拓民(200-300户)、集体开拓民(30-100户)、分散开拓民(30户以下)等不同方式由日本迁至中国东北。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日本北海道青森县开拓团以第七批移民身份来到东丰县,代表名叫千页贞义。当时入植者85户,人口316人。其中,男166(儿童81人),女150人(儿童72人),同时带大牲畜(军马)95匹。日本开拓团占屯基地,将全境百余户中国人驱逐到车家街。

  日本开拓团所占地面积一千多公顷,均属今东丰县三合乡朝阳村、东胜村境内。东起今东胜4组石桥,西至今朝鲜1组,南起沙河北岸,北至铁道北今东胜1、2组的小北河湾沟处。其中,在“神社”以东占奉天同善堂地700多公顷,“神社”以西屯基地300多公顷,每公顷只给30-40元强行收买。较好的旱田500多公顷、水田80多公顷,属上等地都由他们自己耕种,中下等地都出租给中国农户。

  日本人分散居住在被迁出的中国人较好的房子里,即国道东西、铁道南北,还有杂居在车家街的7至8户。一、二年后都建了房子,集中在学校附近,今朝鲜1、2、3、4组内定居。开拓团在这里兴办了小学一处、卫生所一处、小卖屋一处,在学校西北角建“神社”一座,学校道南设警察所一处、岗楼一座,以保护开拓团的所谓安全。入植开拓民的任务不只是开田种地,而且肩负日本的“国境建设”、“粮食供给”、“物资确保”、“老兵员的补充”、“后方安定”等使命。一朝有事“开拓民要竭诚奉告”。

  日本青森开拓团在东丰县8年间,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每户养着军马,每当傍晚狂奔于路野之间,中国人有躲路不及者,他们下马就是一顿耳光。1945年光复前的3月,有一名叫吕老三的中国人,不祥其故,竟被装到麻袋里活埋于神社的西北角处。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这里的日本开拓民被征兵服役的青壮年40多人,所剩老小妇女无心种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天日本人集体到日本学校。下午5时,百余人怀着满腔怒火的中国居民袭击日本开拓团,随后五道岗乡沙河、蚂蚁村300多人冲向学校。第三次激战是在当晚10时, 700余人蜂拥而上,日本人开枪射击。伪满洲国的30余名警察配合群众开枪还击,迫使日本人放下武器,携同家小于半夜12时顺莲河至东丰的铁路逃向东丰县城,而后被中国政府统一遣送回国。

  伪“满洲国”钱币

  伪满洲帝国的货币就是满洲国圆,是满洲国的流通货币。发行单位是满洲中央银行。满洲国圆发行之初和中国的货币一样,都是采用银本位制。1935年11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圆等值。另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也使用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圆。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用强占的东三省来扶植“满洲国”正式成立。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两年后改称“康德”)。

  日本占领整个东三省以后,就对东三省的官银号进行残酷的掠夺,仅从沈阳的官银号里就提走库存金条8万公斤,当时的市价是现大洋2.5亿万元。连张学良寄存在沈阳边业银行的四万八千两黄金,还有大量的古董字画也全部被没收。位于大同广场(今长春市人民广场)的伪满中央银行,就是日本侵略军在抢夺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等中国金融机构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控制东北金融活动的主要机构,被掠夺银号的资产也就成为伪满中央银行的经济基础。整个伪满统治期间,以伪满中央银行为中枢,共向外输出黄金2900万公斤、白银4.8亿公斤,主要是流向英国和美国,用以换取武器、石油、橡胶、一些重要的军事物资等,进行战争,扩大战争。

  1932年7月1日,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正式开业,当时的国家元首溥仪,总理郑孝胥,财政部长熙洽,还有日本人驹井德三都出席了这个开业典礼。

  伪满洲国发行的纸币和硬币都是由日本银行的造币厂生产。伪大同元年(1932年),伪满政府公布币制法,统一标准价格。翌年,发行“国币”(伪满洲国圆),由“满洲中央银行”发行,开始自行生产货币。康德元年(1934年)三月一日,实施币制统一政策。伪“满洲国圆”发行之初和中国的货币一样,都是采用银本位制,但从1935年11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元等值。

  由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银价的不断大幅波动,伪“满洲国圆”在1935年脱离了银本位而与日元固定汇率,随后就接近了与日元的汇率平价。自1940年开始,伪“满洲国圆”就开始用来衡量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在此期间,所发行的纸币有五种面额,分别是一百圆、十圆、五圆、一圆和五角,正面以清代的统治者为特征。由于二战时期,日本统治地区的通货膨胀压力,1944年发行了一千圆纸币,而通货膨胀的受害者无疑是历尽苦难的东北人民。

  1944年和1945年,伪“满洲国”地区发行了与硬纸板类似的,被“世界硬币标准目录册”称为“红色或棕色纤维”的材料制成的硬币。制币材料的“劣质”,足以证明当时的伪满政府,甚至日本政府本身已经是强弩之末,败局早定。

  在日本殖民东北漫长的十四年中,发行了大量伪“满洲国圆”,直到194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有大约120亿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的钞票被东北银行收回。由于发行量巨大,民间流传范围广,伪“满洲国圆”至今不被收藏界认同。但作为历史不可抹去的一部分,每一张伪满银币,都是那段屈辱历史的铁证,留下浸血的记忆。

  日本侵略者在西安县的奴化教育

  从1931年11月西安县(今辽源市)沦陷,至1945年8月的十四年中,日本侵略者采取多种手段,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从思想上奴化中国人民,成为日本侵略者所希望的“顺民”,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忘掉中国的语言,是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梦寐以求的目标。1931年11月西安县沦陷,日本侵略者打乱各类学校原有的教学秩序,将地理和历史教材的内容全部取消,把暂用的“四书五经”课本中带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部分删掉。1935年,伪满新编20多种实施奴化教育的教材,分别发给各级各类学校,内容以“日满亲善”、 “日满协和”、“王道乐土”、“国民训”、“建国精神”为基础,将原来的语文课改为满语课,将地理改为“满洲地理”,将历史改为“满洲历史”,将政治课改为“国民课”、“国民道德”,将日语课列为主要课程,称之为“国语”。上小学时学日语单词,体育课全部改为了军事训练。训练时的口令“向左”、“向右”、“解散”、“辛苦了”等全部用日语喊。“国高”二年级,和老师交流便要用日语,到1937年3月,开始在所有学校中普及日语。

  日本侵略者妄想通过奴化教育,把中国青少年改造成无知麻木、不知反抗的驯服工具。国民初级小学开学就学唱日满《国歌》,背诵《国民训》和《回銮训民诏书》。每天早晨太阳升起,学生到操场集合上“朝会”,面朝正东,分别给“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三鞠躬,然后再侧身转向东北,给“满洲皇帝”三鞠躬。每周举行升旗仪式,升国旗时,学生要向日本国旗敬礼。学生放学经过神庙,要向神庙敬礼。学生在饭前和饭后,甚至睡觉前,也要齐颂和默祷,感谢“天照大神”。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西安县后,推行一系列文化专制制度,新闻、电影、图书等文化事业均被日伪文化机构所操纵,进行殖民主义文化宣传。伪满时期的刘家书局、宋家书局、郝家书局,这些书局主要租阅言情、武侠类小说。1938年,将民国时期的西安县通俗教育社,改为民众教育馆,馆内有职工两人,内设图书室,共藏书3423册,有政治、经济、医学等类书籍,还有杂志,多为日本书刊。同时,开展简易图书和新闻杂志阅览活动。1938年,有4000多人参加活动,1939年参加活动增至万人次。民众教育馆经常组织演讲会、座谈会。1939年,西安境内共设有民众讲习所42所,宣讲均以“建国精神”、“大东亚共荣”等为主要内容。

  在跨文化传播的宣传中,由于影像视觉传播具有超越语言、文字与文化障碍等优势特点,摄影作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格外重视。西安县街面上主要流行的有《满洲概观》《满洲治水方策》《松花江第一发电所工事写真帖》《满洲土产写真贴》《哈尔滨五日画报》《满洲写真大观》《满洲事变写真画报》《跃进满洲画贴》《满洲事变写真贴》《新满洲国写真大观》《啊!满洲写真集》《昔日的满洲写真集》等30余种摄影出版物。他们利用多种形式宣扬所谓的“王道乐土”,粉饰太平,美化其侵略行径,用奴化文化毒害中国人民的心灵,掩盖他们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举办摄影作品展览,出版《西安煤矿周报》《西安矿业所十年史》,发行“西安炭矿明信片”等。

  辽源最早的电影院,是1939年西安煤矿秘书刘日新与四平中央大戏院经理初光将城区烧锅厂房改建的新光电影院(现人民影院前身)。放映厅内,摆放了可容纳500人的长条木凳作为座席,当年9月1日开业。1944年,西安煤矿在东山新建电影院(后称东山电影院),每周只放映一场。放映影片大致分为娱民、时事和启民电影。娱民电影类似于故事片,黄色内容吸引和毒害观众。各电影院放映故事片前,要放一两个时事片和新闻片。启民电影主要是宣传、教育和纪录片,其主要目的就是宣传和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宣传所谓的“东亚共荣”、“日满一体”、“王道乐土”,以迷惑中国人民,愚弄广大群众,为日本军国主义鼓噪助威。

  西安县的日本小学

  据康德八年(1941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者为纪念占领西安煤矿十周年,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出版的《西安矿业所十年史》记载:“四月五日,西安日本小学校举行开校仪式。”这是日伪时期,专门给在西安县(今辽源市)居住的日本学龄儿童设立的学校。

  1902年,西安县设制之初就有日本人居住。1911年,西安城北发现煤炭后,日本人便大量流入。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随着煤炭大量开发,到辽源居住的日本人人口数量达千人左右。

  日伪时期,日本人在西安县主要从事采炭业、医生、教师、经商、伪县公署的工作人员等行业或职业。日本人多集中居住在辽源矿区的东山、矿区与市区交界的小街(今煤城小区)、原泰信一井南侧,以及西安县公署后院(今工商银行)、吉阳路等10余处,老百姓称这些地方为“日本街”。康德二年(1935年),为满足日本儿童学龄教育,在西安煤矿总办河本大作的极力支持和倡导下,在西安县火车站附近开办一所日本高等小学校,并于同年四月五日举行开校典礼。建校之初,有学童50名,配置校长1名,训导员4名,办学所需经费由西安煤炭公司支付。

  1940年,搬至今市体育场位置,男女生分别编班。学校周围有一米多高的院墙,校舍为一座二层楼,楼前有一块操场,操场上除设有单杠、跳箱、肋木、大铁圈等体育设施外,还有一座日本大将乃木希典骑大马的铜像。乃木希典,1849年12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日本陆军大将。1871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894年中日战争时,任步兵旅旅长,战后晋升为师长。1895年5月,派往台湾任总督。1904年退役,同年日俄战争时重返军界,任第3集团军司令官。1904年,作为武士道传统的忠实信徒,是皇孙裕仁的导师,担任未来天皇裕仁的教育工作。1906年,任天皇的军事参议官和享有特权的贵族子弟学习院名誉院长。1912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乃木希典与其妻静子一道剖腹自杀。乃木希典自杀身亡,为日后的军国主义思想泛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素材,称其为人间模范、国之忠臣,并为其搞国葬、造神社、塑铜像,使之神格化。在学校操场上修筑乃木希典铜像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从小牢固树立军国主义思想,将来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服务。

  伪满时期,日本人是一等国民,为日寇效劳的汉奸、警察是二等国民,一般的中国人是三等国民,待遇和享受是不相同的。当初在日本小学就读的学生,大部分在北矿区居住,由于交通不便,上、下学需用马车接送。1938年5月25日,市区至矿山铁路修筑通车,日本人配置了通勤小火车。在北矿区的日本学生改乘坐通勤小火车上下学。通勤小火车配有三节车厢,让中国人坐在火车两头的车厢里,日本小学生坐在火车中间的车厢里。为保证日本小学生所谓的安全,配有矿警进行把守警卫,严禁中国人进入。

  日本小学生统一着装,实行军事化管理,对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除普通文化课外,各年级均有军体课,有队列、匍匐前进、持木枪行进、刺杀动作等课程内容。从1935年至1945年这10年间,西安县日本小学毕业9个年级、近千名学生。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送往新京(今长春)、奉天(今沈阳),以及日本本土继续就读。“八•一五”日本投降,日本学生随同父母返回到弹丸之地,老百姓把学校操场上的日本大将乃木希典骑大马的雕塑扒掉。

  西安县的日本神社

  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通过在东北广泛设置供奉日本肇国之祖的天照大神的神社,对东北人民进行殖民地宗主国的文化思想灌输,借此泯灭和同化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以达到永久占领东北。

  日本人信佛教,“九•一八”事变以后,不论日军侵占那一个县城,都有日本和尚跟着进城在当地建庙,用以祈求佛来保护日本人,这些庙都统一叫做“西本原愿寺”。“西本原愿寺”的建筑样式也都是统一的,只是各地庙的规模大小不同。西安县(今辽源市)沦陷时,随日军进来的还有一个叫大什子日本和尚,建一座“西本原愿寺”(今市中医院位置)。

  神社是神道的信仰中心,日本人的精神图腾。同时,“神社”是日本侵略者的精神统治工具,它借助于迷信,蒙骗、麻醉中国民众。日本侵略者借溥仪这个傀儡皇帝颁布《国本奠定诏书》,大肆宣传“唯神之道”,用反动迷信思想、欺骗东北人民。从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到伪满康德八年(1941年)日寇在辽源煤矿东山、泰信山上、东城、西安县公署(今工商银行位置)四处建有日本神社。

  《西安矿业所十年史》年谱记载,矿务局东山上的西安神社,康德二年(1935年)五月举行奠基仪式。日本人对建造这座神社非常重视,时任西安煤矿总办河本大作从日本请设计师进行设计,西安县伪县长关义铎派百余名劳工进行施工。同年八月举行地镇祭,九月举行起工仪式。十一月东山神社竣工,举行祭拜活动。东山神社占地面积约二百余平方米,建筑坐东朝西,是混凝土建筑,质量较高,规模较大。西安神社是日本人在西安县参拜的主场所,1939年2月10日,举行战殁社员慰灵祭;1941年9月6日,举行日满殉职者慰灵祭;12月13日,举行大东亚战争战捷祈愿祭;12月21日,举行战捷祈愿临时大祭。

  泰信山上的日本神社,供奉日本明治天皇,日本人称之为“明治神宫”,其规模较小。神社的建筑门外建有“鸟居”,鸟居很类似于中国寺院圣地常见的牌坊,黑色,木质材料。

  康德七年(1940年)六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到日本东京“访问”,从日本搬回了“天照大神”,当年7月在长春建了第一座“建国神庙”,此后,伪满洲国各地开始建神庙。1941年,日本侵略者命令西安县公署出资修建“建国神社”。该神社坐北朝南,建筑规模不大,供奉天照大神的神像。日本人把天照大神搬到日本神社内供奉,把它奉为伪满的“建国元神”,成为伪皇帝的“新祖先”,强迫西安县人民参拜,不拜不敬者处以1年至7年徒刑。

  康德八年(1941年)八月十六日,日本人修建大成神社,并举行镇座祭。大成神社位于当时的大成矿(现矿工墓西侧),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建筑规模较小。

  辽源矿务局东山上的西安日本神社,解放后曾作为辽源矿务局广播站,现保护完好,成为侵略中国的物证。西安县公署的“建国神社”、泰信山上的日本神社、大成神社在日本投降后被扒掉,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民国以来西安县最黑暗的一天

  1942年3月9日,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满洲帝国”建国十周年。日本侵略者在西安县(今辽源市)城大搞庆祝活动,宣传满洲国是所谓的“新天地”、“王道乐土”。后人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西安县最黑暗的一天。

  1942年3月9日,是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日本侵略者为达到对中国长期殖民统治的目的,向世界展示其用中国人民血汗换来的所谓“成果”,显示日本帝国主义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成就”,授意伪满政府要借此机会大肆进行宣传,扩大声势,给世人造成繁荣的假象,以掩盖其侵略本质。

  1941年2月25日,伪满政府秉承其主子的意愿,成立了“建国十周年庆祝典礼中央委员会”。此间,西安县举行了各种形式演讲会、展览、文艺表演、建国神社临时祭等所谓的庆祝活动。

  1942年3月9日,伪西安县公署在泰信山上(今电视转播台位置)和半拉山上各竖立起一根大旗杆,一根挂伪满洲国国旗,一根挂日本国国旗。在大街上横拉过街纸彩旗的同时,伪西安县公署强迫各商号门口、县城、矿区各家门首挂上一个日本小国旗或满洲小国旗,墙上贴有“大日本帝国万岁”、“满洲帝国万岁”、“庆祝建国十周年”、“日满亲善”、“共存共荣”、 “支援大东亚圣战”等红绿纸标语。为了让大街上呈现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临街各商号用留声机大放送 《满洲姑娘》《支那之夜》《王道乐土》《天上人间》《江上帆影》等三四十年代的满洲流行歌曲。同时,还发放红色十字形伪“建国十周年纪念章”,给对日伪有贡献的人发放建国十周年购买卷,凭卷可以购买一台廉价的收音机。

  这天早上,西安县各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先升日本国旗,伴唱日本国歌,后升满洲国旗,伴唱满洲国歌。伪满洲国国歌的歌词是“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只有仁没有冤仇,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唱完满洲国歌,校长身穿协和服,戴协和帽,系协和礼带,手戴白卫生手套捧着“皇帝诏书”,站在讲台上向学生宣读。宣读完毕,向在大东亚圣战中战死的日伪亡灵默哀,全体转向东南方,面向日本国土的方向向日本天皇三鞠躬,进行遥拜。为搞好“庆祝”活动,西安县“国高” 学生穿上统一校服,男生一律戴战斗帽,女生一律系红发带,又发一根三尺长的“建国棍”,学生扛着当枪进行表演。

  这一天,西安城内的市民涌上街头,参加各类所谓的庆祝活动,鞭炮四起。伪满西安县公署出动伪警察、日本守备队进行巡逻。为制造气氛,伪满西安县公署请来一伙马戏团和一伙气功队,在西市场外支起大棚表演马术、空中飞人、锯拉活人等节目。“西安县日满协和会”从日本请来日本跳绳队进行表演。中午又来了两架日本飞机,从天上向下撒传单,在天上表演飞机翻跟头。西安县“日升舞台” 还搭起野外大戏棚子开锣唱戏,演出《铁公鸡》《挑滑车》《长坂坡》等京剧。晚上,伪满西安县公署灯火通明,大摆宴席,伪县长薛玉衡亲自主持酒会。日本参事官岩波敕寿讲话,大肆鼓吹日本侵略者所谓的“新天地”、“王道乐土”,以及他们的功劳和成就。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地统治,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却演出伪满建国十年闹剧,以此展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构想无比正确,歌颂他们的功劳和成就,企图欺骗世人,掩盖其侵略的罪行。

  西安县的日本“忠魂碑”

  康德三年(1936年)十一月三十日,驻西安县(今辽源市)的日本侵略者,在龙山公园里竖起了一座“忠魂碑”。为强化效忠天皇,实现大东亚共荣而献身的思想,对日军和日侨进行邪恶的军国主义教育,最终成为侵略者的耻辱性建筑。

  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西安(今辽源)煤矿资源,对西安县人民实行长达十四年的残酷法西斯统治。从大同元年(1932年)起,到康德三年(1936年),在西安县有多名日本人病死或死在西安煤矿窑下。其中,大同二年(1933年)十二月一日到任的西安煤矿营业课长犬濑正一,康德三年(1936年)五月三日死亡。大同元年(1932年)三月十四日到任的西安煤矿采煤课长泉光太郎,康德三年(1936年)十一月十一日死亡。为了给那些在煤矿死亡的日本人招魂,日本侵略者在西安县城东面龙首山上(今龙山公园“牡丹亭”处)建有一座“忠魂碑”。

  招魂碑坐东面西,由三部分组成。在它的最下面是一个半米高的台基,台基上面建有一个竖立高十二米的四边形方锥体混凝土建筑,正面刻有“招魂碑”三个大字,后面刻有死亡日本人的名字。碑下台基的四周筑有十二个一米高的四方柱子,连着一圈下垂的大铁索。

  “招魂碑”竣工时举行揭幕典礼,时任伪县长关义铎,日本副县长(参事官)岩波敕寿,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协理利行睦生(后任常务董事),总务课本驹太郎,日伪军警及其家属来到这里。乐队奏乐,唱日本国歌。

  在此后的每年祭奉之日,他们都到这里来参拜亡魂。他们面向石碑,背诵“天皇诏书”向战死亡灵默哀,还不断地向摆放在石碑前的松树枝上点洒清水,为日寇亡灵招魂,之后还转向日本国本土所在方向三鞠躬, 向天皇进行遥拜。

  对于日本人建造的“招魂碑”,西安人民视其为一种耻辱。在修建“招魂碑” 的第二年,有人拆下台基的四周连着的大铁索,扒掉四方柱子,同时有人经常往碑上泼洒粪便泄愤。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西安县人民挥动铁锤砸倒这座耻辱的亡国碑。

  辽源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揭秘

  辽源战俘营被日军称为“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二战时期,这里曾关押过包括5位中将、5位殖民地总督、4位少将和2位首席法官在内的41位盟军高级战俘,是二战史上绝无仅有的关押盟军战俘级别最高、涉及国家最多的高级战俘营。

  1933年9月,日本守备队在西安县(今辽源市)城外北部一处荒凉的半山坡上,筹建一座日本军营。整个营区占地三万多平方米,地势东高西低,站在营区东面最高处能看到全城,处于易守难攻地理位置,整日戒备森严。营区内有秘密地下室和四通八达地下通道,营房四周有壕沟,中间有电网,最里面由铁丝刺网围着,铁丝刺网周围设有地下暗堡,暗堡与地道相通,由日军架枪日夜看守。营区外种植白杨树,将大院掩盖得严严实实。正门两侧分别有一个有门无窗、子弹头式的水泥岗楼,哨兵在岗楼外站岗、巡逻,普通百姓称它为“北大营”。“北大营”是关押政治犯、反满抗日分子的法西斯魔鬼集中营,还常常残害路过行人,人人谈虎色变,避之而不及。

  1944年12月,日军把从太平洋战场俘获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等盟军高级战俘秘密转到“北大营”,成立了“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这些战俘级别之高、涉及国家之多在二战史上极为罕见。其中就包括:美国的温莱特中将、爱德华•金少将和摩尔少将;英国的帕西瓦尔中将、西斯中将;荷兰的普鲁顿中将、巴克中将和德富莱摩里中将;印度的马克雷中将、香港总督杨慕琦、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汤姆斯、荷属东印度总督斯塔夏麦尔等盟军高级将领和殖民政府首脑等。

  辽源战俘营成为美国温莱特将军等人战俘生涯中最后一个驿站,在此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温莱特将军等人被关押在菲律宾、台湾等地的数个战俘营内。

  辽源战俘营日军中尉指挥官名叫原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鬼。原井在战俘们刚刚抵达这里时,每人发给一个详尽的说明表格,告诉战俘们房间里每件物品必须放置在指定位置。这种管理精细到如果一个痰盂偏离规定位置,都会有人在你面前大声叫骂。在最冷的天气里,原井让战俘中的士兵到外面干活,不给适当保暖衣服,温莱特将军非常同情这些士兵。有一天,他让卡罗尔中士穿上他的绒线帽和长靴,被原井发现,他让卡罗尔脱掉这些衣物,因为只有军官才可以使用。此后,没有一天原井不到温莱特房间里彻底检查他的衣服和行李。

  在辽源战俘营里,早餐是玉米面粥,午餐是稠一点的粥,晚餐是青菜豆腐,根本不能吃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这些战俘们仍然乐观地坚信正义的同盟国一定会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美国陆军一等兵劳埃德・凯利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陆军士兵约翰尼・卡罗兹是富有同情心的年轻军人,他们在生活中处处关心和照顾温莱特。他们给温莱特制作一把用折叠床改制的椅子。椅子面是用帆布做的,有扶手,一侧有个架子,可以放书,但是这椅子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两个小伙子随椅子送一张自制贺卡,贺卡上面有一幅应季的图片,下面写着:“1945年10月活着回家。”温莱特粗心地把这张贺卡留在他的桌子上。没想到一天晚上,原井中尉在检查房间内的物品摆放位置时发现了这张贺卡,盯着卡片的那双眼睛立刻放出光来,抓过来看了一眼便勃然大怒。第二天,原井中尉几乎疯了似的把椅子从温莱特房间拿走,对凯利和卡罗兹怒吼道:“你们为什么给温莱特那把椅子?你们为什么暗示他可能在10月回家?”凯利解释说:“因为温莱特过去帮过我们,我们喜欢温莱特。”“那题词是怎么回事?”“哦,那是一个笑话。”凯利笑道。“它不是一个笑话,它是对日本战争成就的攻击!”原井大叫着。但是凯利仍然笑着说:“不,它只是一个笑话。中尉,你看,我们只是在戏弄将军。”

  受到战俘戏弄的原井中尉对战俘的虐待变本加厉。圣诞节前夕,日本人说原井中尉很“高兴”,告诉大家会给每名战俘发一个鸡蛋,并给军官们五只鸡。战俘们兴高采烈地用他们能够找到的彩纸片,以及他们在这里可以找一些绿树枝装饰他们的监房。

  圣诞节到了,原井中尉允诺的鸡蛋和鸡根本不见踪影,只是给他们发点罐装奶油、干酪和果酱。日本人还告诉战俘,现在发的是他们以后的给养,以后就要少发。温莱特在他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一天多么滑稽!圣诞节,地狱!我只是希望我亲爱的家人比我更快乐。”

  在战俘营内的艰难日子里,战俘们牙齿出现问题,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日本人终于雇了一个日本牙医。这个牙医用最原始的技术,使用最普通的填充材料填补他们的牙洞。他们中的几个人,包括温莱特,都有从牙龈处断掉的牙,但是牙医拒绝帮他们拔掉剩余牙根,所以战俘们只好忍受着这些牙根带来的痛苦。

  战俘们在辽源战俘营里,除了患有营养不良、饱受寒冷外,还要忍受孤独。在时局渐渐朝着有利于同盟国方向发展时,这些盟军高级战俘们却因为日军封锁消息,对此浑然不知。他们的全部通信被切断,听不到一点关于战争方面的新闻,这让他们觉得更加沮丧。

  1945年3月21日,西安县仍然是天寒地冻,但是日本人却停止给战俘供热,很多战俘得了重感冒或流行性感冒。日本人做出一个让步,每天早晚各供热一小时,但一星期后供热又停止了。不仅如此,日本人还让战俘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出去修整花园。

  1945年8月18日晚,一个名叫威拉德・F的战俘敲开温莱特的房门,探进头来对他说:“我祝贺您,将军。”“祝贺什么?”温莱特问,满眼迷茫等着他要说的事。“战争结束了。”威拉德・F说。温莱特此时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相信!”“一定是的。”威拉德・F坚持说,“翻译刚刚告诉我的,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东北,翻译说战争结束了!”这消息来得太突然,温莱特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他简直不敢相信它是真的,那天晚上他几乎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点名时,原井中尉在战俘营的一个大房间里,让战俘们站好,然后看着准备好的手稿,用日语大声地读起来。读完后,他对着翻译点点头。翻译清清嗓子,严肃地对战俘们说:“根据天皇的命令,战争现在已经友善地结束了……”战俘们欢笑着、狂呼着。

  1945年8月初,美国情报部门和军方成功截获了日军发出的“用机枪封锁战俘营所有出口,不许一个战俘逃出去”的密电。美军情报部门根据掌握的情况分析,高级战俘们关押地点在沈阳,便制作周密营救计划,组建营救小组。成员由资深医护及保健军医和会中文、日文、俄文的军人组成,这次营救行动被称为“红鸟行动”。

  1945年8月16日4时30分,一架由美军飞行员保罗中校驾驶的B-24运输机,载着6名营救小组成员,从古都西安向沈阳飞去。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投降的时间不足一天,沈阳仍然处在日本军事控制范围,加之此前不久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美军不能再派地面部队进入东北解救战俘,营救小组只能在沈阳上空跳伞着地。营救小组在一名当地中国志愿者帮助下,开始徒步向战俘营行进。不幸的是,路上遇到一队日本巡逻兵,营救小组成员成为在沈阳最后被俘的盟军人员,被日军蒙上眼睛押送到位于沈阳城内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幸好负责处置他们的日本军官已经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使得营救小组成员又成为在沈阳最早被释放的盟军战俘。

  第二天上午,营救小组正式接收奉天(今沈阳)战俘营内1 600名战俘。这些战俘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但是温莱特等高级战俘却不在其中,营救小组成员焦急万分,最终他们从奉天战俘营日军指挥官那里得知温莱特等人下落。于是,营救成员紧急调整营救计划,决定于1945年8月18日5时30分向辽源战俘营行进,营救温莱特等人。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营救小组在8月19日凌晨到达西安县,破坏了日军暗杀战俘的计划,营救出所有战俘。8月27日凌晨,温莱特将军等终于被营救到沈阳城。8月28日,战俘一行到达重庆。美军驻中国战区司令部魏德迈中将安排他洗澡后,用自己军装换下他的破旧衣衫。魏德迈为温莱特主持了一个仪式,为他佩戴上3年前的吕宋岛战役获得“卓著服务”十字勋章。第二天,温莱特将军来到位于重庆的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官邸,与蒋介石会面。温莱特将军和英军帕西瓦尔将军应邀飞往横滨参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盟军司令麦克阿瑟见到温莱特将军时,几乎认不得眼前这位瘦骨嶙峋、步履艰难、双眼深陷、头发雪白、皮肤像旧皮鞋面的老人。两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1945年9月2日,从战俘营死里逃生的美军温莱特中将和英军帕西瓦尔中将,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站在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身后,见证日本投降。麦克阿瑟将军把日本投降签字用过的两支钢笔分别送给美军温莱特中将和英军帕西瓦尔中将。

  [血泪篇]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把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对西安矿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法西斯统治,残酷地剥削和迫害矿工,给矿工和家属造成深重灾难。据老工人回忆,日伪时期的十四年,日本侵略者采取“以人换煤” 政策,西安煤矿约有7万余名矿工为此惨死在矿井之下。一张工票、劳工证、矿工墓、北大营、望魂桥、满人病栋等留下的影像和物件,是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的铁证,是对日本侵略者血的控诉。

  西安县“北大营”

  日本关东军西安守备队司令官山本任直,为镇压西安人民的抗日斗争,选择这个地处市内和矿山之间的交通要道,利用这里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建起这座杀人魔窟—“北大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同年10月侵占西安县。

  西安县人民不畏强暴,以各种形式开展抵抗活动。抗日英雄杨靖宇、中共将领白如冰先后来到矿山、东腰岭一带,指导中共特别支部工作,宣传反满抗日主张,组织发动群众,燃起反满抗日的熊熊烈火,开展各种形式抵抗,打击日寇、汉奸,袭击办公楼、警署,闹得日伪官兵坐卧不宁,提心吊胆。日本关东军西安守备队司令官山本任直,为镇压西安人民的抗日斗争,建起这座杀人魔窟—“北大营”。

  “北大营”占地约3万多平方米,内设有四通八达的秘密地下室、地下通道,暗堡与地道相通。四周有壕沟、高墙围绕,墙上、墙外设有铁丝网或电网,由日军架枪日夜看守。院内的十字型马路将其划分为四部分,南部的西边用短榆树墙隔开,西部是一栋关押中国“犯人”的监房,西面正门部分是守备队,东面是一栋兵营。“北大营”除驻有日本关东军守备队外,还设有日军情报、侦察、审讯等机构,并有监牢、狼狗圈。

  当时在民间流传一句话:“北大营,北大营,中国人进去活不成。”监牢内设有老虎凳等刑具20余种,对中国人进行着惨无人道的折磨、迫害。他们把抓来的中国人剥光衣服,蒙上眼睛,绑在大树上当活靶子,用枪打死、用洋镐刨死、用刺刀刺死。更加残忍的是,他们经常把中国人扔进狼狗圈,被狼狗撕扯的鲜血淋漓,最后被狼狗吃掉。在日本占领西安县的十四年间,先后有千余中国人、百余名抗日义士在这里被残酷杀害。

  “北大营”二战期间曾是盟军高级战俘营。1944年12月,日军把从太平洋战场俘获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等盟军高级战俘秘密转到“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即“北大营”)。这些战俘级别之高、涉及国家之多在二战史上极为罕见。

  1945年8月,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守备队官兵感到末日降临,一动不动地龟缩在“北大营”。8月20日,苏联红军五十余辆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驶进西安县城,十轮大卡、吉普车、轿车等一辆接一辆地从县城大什街一直排到“北大营”,迫使日军交出全部军械。1945年12月,苏军撤离后,将“北大营”移交给八路军第三旅。

  西安煤矿的满人病栋

  辽源市档案馆保存一张伪满时期照片,照片上的这座普通房屋,就是臭名昭著的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医院的满人病栋。

  康德元年(1934年)西安煤矿医院成立,1947年6月3日更名为西安煤矿公司职工医院,1954年6月更名为辽源矿务局职工总医院。西安煤矿医院始建之初,面积为1000平方米,康德四年(1937年)扩建2500平方米,床位达200余张,医护人员近百人,分为“日本人病栋”和 “满洲人(中国人)病栋”。

  “满洲人病栋”简称“满人病栋”,分设外科病房、内科病房。外科设三个病室,一室有20个床位,二室是个大板床、有30个床位,三室有20个床位。另外,还有个长工号、有50个床位。内科病房是一个通间大屋子,大板床排成两排,地中间放一张长条桌。

  满人病栋外科收治井下受伤矿工。在日本人的把持下,所有受伤矿工得不到妥善治疗和护理。康德三年夏,大成矿发生瓦斯爆炸,11名受伤患者入院后均不进行消毒,不控制感染,只用硼酸水擦擦烧伤部位,上点亚铅华药膏,不做其他处理,致使患者伤口化脓,有的感染上绿脓菌,有的造成败血症,加上医院环境恶劣,臭虫到处爬,苍蝇成群飞,很多病人伤口化脓后生蛆,护士只是用凉水冲冲,在这样的治疗和护理条件下,患者不该残的残了,不该死的死了。康德十年(1943年)六月,大成矿送来8名受伤矿工,有3个因伤势重,得不到及时抢救死去,接着又有3名因治疗护理不当,病情加重死去,仅有2人存活下来。

  一些在井下造成骨折的患者本可以保住肢体,但医院为得到一笔手术费,往往不顾病情轻重,一律实行截肢手术。康德五年(1938年)三月,泰信三坑矿工董义和在井下将右腿碰伤,住院后未能得到妥善治疗,造成伤口化脓不愈合,后因病情恶化被截肢。出院后,因丧失劳动能力,无法养家糊口,妻子被迫出走,4个孩子因病无钱治疗而相继死去。康德九年(1942年)二月,矿工韩荣在井下碰伤小腿,但脚还能活动,入院后让截肢。开始他不同意,医生说:“你这腿不截肢有生命危险,不截就不给治。”韩荣只好同意截肢,造成终身残废,那年他才19岁。

  在为井下受伤矿工截肢的过程中,日本医生极不负责,甚至张冠李戴,错截事故时有发生。康德七年(1940年),宋家柜在井下负伤的两个矿工,一个叫杨德芳,一个叫李发,被送进医院同住三号病室。杨德芳诊断为左大腿穿皮骨折,局部肿胀,有血肿,骨折处的皮肤有一处穿孔。李发是左大腿下三分之一处骨折,属单纯性骨折。两人入院后,日本医生决定当日下午给杨德芳做截肢。手术时把患者抬来,在左大腿中部做截肢手术。做完手术送患者入病房时,发现杨德芳依然躺在床上,这才知道,误把李发当作杨德芳做截肢。当日本医生得知此事,满不在乎地说:“错就错,明天给杨德芳做截肢手术。”

  康德十一年(1944年)四月,西安煤矿医院(今矿务局总医院)院长日本人高野寅之助,为开展所谓的“新技术活动”,决定成立一个小外科,并将满人病栋外科门诊部24个床位划给小外科管理。这个所谓的小外科,就是日本人在中国患者中选择试验品,对于各种类型病例随意手术,练习医疗技术。

  由于小外科是由日本人直接控制,所以病房设施比较齐全,药品、敷料消耗比满人外科充足,除有数量较多的换药器具外,还备有换药车等先进设备。有个别病例吃日本人食堂细粮伙食,然而,这些优越条件绝非出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什么善心,其罪恶目的是以矿工健康乃至生命为试验品,有许多矿工患者在小外科“治疗”含冤死去。

  康德十一年六月,有个腹部受伤的矿工送进小外科,医生根本不做检查,把病人推进手术室做气管切开手术,又将病人腹部剖开,做肠管缝合练习和阑尾切除手术。术后送进病栋长工号2号病室,矿工死在床上。同年夏季,从山西招来一批矿工,因居住条件恶劣,饭食不洁,10余人患腹泻症送进医院。医生虽给用高渗糖类及劳地浓等药物,病情仍不见好转。日本稗田博士用5个患者进行解剖研究,日本助手进行记录,试验研究结果发表在伪满一家医学杂志上。

  康德十一年十月,小外科收进8名20来岁山东青年,这些身体健壮的“病人”住在日本病房,盖从日本仓库里取来的黑被子,吃日本人病房的伙食。没过几天,8名青年被逐个送进手术室,充当日本医生医疗试验品,不到一个月接连死去。

  医院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可据相关资料显示,西安煤矿满人病栋入院死亡率高达82%,矿工称它是“阎王殿”。

  日本人在太平庄活埋中国人的真相

  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日本强盗将6名中国人以“土匪” 罪名, 嘴里塞上纱布,眼睛蒙上毛巾,由警备队用军警汽车押到太平庄(今辽源市西安区太阳升村)附近的高粱地,推入坑里活埋。

  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日本强盗在太平庄活埋中国人,是因为建筑“西安矿业所”( 今辽源矿务局)办公大楼引起的。“西安矿业所”办公大楼是奉天(今沈阳)外包工“会元组”包的,施工队约有四十来人,领工的姓曹,工人称他“”。工程开始时,奉天“会元组”派来一个叫横田的日本人监管。

  日本监管横田跟工人约定,半月一开借(即借支),一个月一开支(即发工资)。几个月后,工期要完工,奉天外包工“会元组”既没给借支,也没给开支,光是干活吃饭,一个钱也没给。为此,几次去找横田讨要工钱,横田却说,上边没给钱。跟横田要不出工钱,无奈去奉天找“会元组”。“会元组”的头子说:“曹,你地回去,和工人的说话,顶好的干活!我打电话让横田来,他回去的工钱地给!”

  回西安县后,奉天就来电话把横田找去,没过几天横田从奉天回到西安县。知道后便带领几十名工人找去讨要。横田拿出几十块钱,说是给伙食上买米用。一看更火了,就与横田争吵起来。是山东曹州人,性格直爽,讲义气,眼见工人给日本人只干活拿不到钱,觉得对不住弟兄们。于是,当晚便与他的三弟,侄子,还有三个工人骨干商量,决定举行罢工,不给欠的工钱决不复工。

  罢工的事得到全体工人的积极响应,一连几天拒不上工,西安矿业所大楼的建筑立即停下来。横田见工人拒不上工,工地无人干活,工程停下来急得团团转,跑到西安县日本守备队告发,诬告说的弟弟、侄子等6人是红胡子(即土匪)。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天还没放亮,西安县守备队包围矿务局大楼,一部分人守住楼门口,一部分人由横田的翻译领着进到楼里,把正在熟睡的工人踢醒,问,的三弟,还有他侄子住在哪里。当时工人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就告诉了他们。守备队找到这3个人住处,从铺上拽下来,在屋里进行搜查,果真在床铺下翻出一把短枪。守备队队长拿着短枪问:,枪是你的?你的土匪。知道有人把短枪偷偷放在他的床下,以此诬陷自己,拒不承认。守备队长命令将曹工头,还有带头罢工的工人用绳子捆上,强行带走。

  天亮以后,等6个人被捆在大楼后边的电线杆子上。上午九时,守备队将一门迫击炮,支在楼前小树林里,对着崔家堡子那边的山坡上放了七八炮。放完炮以后,守备队把6个人弄到一台铁路巡道车上,又上去十几个日本兵,开到太平庄(今辽源市西安区太阳升村)停下,把人从车上拽下来,弄到火车道西边的高粱地里。那时高粱刚打苞儿,日本人拔倒有一间房子大的一片高粱,又在这片空地上挖了一个大圆坑。坑挖好后,十几个日本兵把等6个人扔进坑内,然后用铁锹把人活活地给埋上。刚开始等6个人还在坑内挣扎,随着土在增多,人渐渐地不动了。

  日本守备队活埋人时,在一里地范围内进行封锁,设立岗哨,不让行人从这儿走过,只能在这边远远地看着。日本守备队离开后,人们跑去看。的三弟那双鞋在坑边上放着。在场的人多数是手下的工人,有人哭着说:“早知道这样,我们认可不要钱,也不能让人家把命搭上啊!”

  日本守备队在太平庄活埋中国人事件发生后,剩余工人不敢再要什么工钱,吓得卷起行李卷各自逃命。

  赵家鹿场的兴衰

  康德二年(1935年),赵殿科祖孙三代苦苦经营的鹿场,被日本人抢走了200头精良的梅花鹿,从此,赵家鹿场一蹶不振。

  清朝晚期,围场渐渐松禁,县境内已有48家圈养梅花鹿。东丰县档案馆保存的清末东丰县《养鹿官山图》,完整地展现当年“皇家鹿苑”全貌。当时鹿趟(捕鹿区域)在大肚川(今东丰县)分布很广,如今大阳镇南部姜大房一带有丛家趟子,猴石镇西北部有阎家趟子,杨木林镇四合村有拐家趟子,小四平镇有赵家趟子。

  小四平镇赵家趟子在赵殿科父子的苦心经营下,养鹿业不断发展。据《满洲国各县视察报告》的白皮书用日文、汉文记载:“1933年,东丰县第五区小四平街第五分局长赵殿科,拥有广大土地,约养五百只鹿。鹿血茸为强壮药,年收入三万元……”

  康德二年(1935年)秋,日本人吉田在时任伪县长王瀛杰的陪同下,带领两名日本武士来到东丰县第五区四平街警察分局局长赵殿科的家中,拿出《满洲国各县视察报告》白皮书递给赵殿科。赵殿科接过白皮书不知何意,不解地望着吉田。吉田告诉他,大日本帝国裕仁天皇陛下看过《满洲国各县视察报告》,降下诏书,让日本外务省从东丰县往日本国调200头梅花鹿,过几天,日本外务省派人来赵家鹿场挑鹿。

  1931年(民国二十年)以前,赵家鹿场是当时东丰县最大鹿场之一,也是赵家鹿场最鼎盛时期。可自从日本人占领东丰县后,日本浪人不断来鹿场抢夺和砍杀梅花鹿,致使鹿的头数大量减少,到1935年(康德二年)仅剩鹿不到300头,要是再让日本人“调”去200头,赵家鹿场就得倾家荡产。此时,赵殿科要去县公署去拜访伪县长王瀛杰,想通过王瀛杰弄清两件事。一是大日本帝国裕仁天皇陛下下诏书,从他家鹿场调200头鹿的事情是真是假?二是这“调”, 是白送,还是给钱?再则,他想通过王瀛杰县长通融通融,别可他家调鹿,再从别人家鹿场调一些。

  第二天,赵殿科沮丧地走进县公署。此时,赵殿科心里也明白,日本帝国裕仁天皇陛下下的诏书,要从他家鹿场调200头鹿的事情是真是假,谁也弄不清楚。这“调”肯定是白送,要是给钱,那还叫日本人吗?至于从别人家鹿场调一些,那是不可能的事,在日本强盗的统治下,哪家鹿场能躲过这一劫呢?想到这赵殿科便退了出来。

  两天后,吉田带领40余名日本兵乘坐10辆大卡车,驶进了赵家鹿场。日本兵手持绳索,冲进鹿圈,梅花鹿狂奔起来。这伙浪人见鹿便包围过去,不由分说,一拥而上,迅速按倒抬到卡车上,放进大木笼子。每个卡车装20头,一共抓了200头鹿。第二代养鹿人赵殿科的老父亲见状,手持猎枪冲出屋外上去阻拦,却被日本兵一枪托打晕倒地,赵殿科忙上去抱住父亲。装有200头精良梅花鹿的卡车,在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解下,驶出鹿场,一辆接一辆地向县城方向驰去。此时,他满脸忧郁,眼睛濡湿,心也在流血。

  赵殿科的老父亲,因200头精良梅花鹿被拉走一病不起,没几天就撒手人寰了。从此,赵殿科祖孙三代苦苦经营的鹿趟一蹶不振。

  “望魂桥”桥名的由来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西安(今辽源市)煤炭资源,采取“以人换煤”政策,不顾矿工生命安全,“方家柜”事故频繁发生,无数矿工在事故中罹难。在“方家柜”正北第一道卡子门的外面,有座小木桥,是当年进“方家柜”的入口,人们把这木桥叫做“望魂桥”。

  这座叫“望魂桥”的小木桥,下面流淌的不是水,而是一串串穿梭的煤车,日夜不断地从坑下拉出来、送下去,已经“流”了好几年。“望魂桥”这个名字,是有了“方家柜”后才叫起来的。

  望魂桥西边的铁丝网里面,是“方家柜” 矿井的井口,望魂桥东边一片零零星星、破落不堪的小土房,是“方家柜” 窑工家属宿舍。那时,日本人不准矿工家属过桥,家属们送亲人上下班以桥为界,隔桥翘首遥望。桥头上,妻子牵着儿女,姐姐抱着弟弟,母亲拄着拐棍,在这里送丈夫、兄弟或儿子下坑。晚上,又来到“望魂桥”等待、盼望着亲人归来。逢年过节,矿工家属都来这儿双膝跪地,焚香烧纸,祷告:“老君爷保佑,保佑俺家上班的平平安安。”然而,有多少次,他们等到的却是亲人惨死的噩耗,迎来的是亲人残缺的尸体。

  “方家柜”坑口大事故不断,小事故天天发生。仅在伪满康德九年(1941年)五月间,发生矿工死亡事故达12起。一天,放第一遍炮的煤刚扒完,第二遍炮刚打眼,就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矿工往风道上爬,也有的用绞车拉上来。这次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0余人死亡,百余名窑工受伤。一次冒顶把一个矿工压在里面,当扒出来一半时,上边岩石又落下来,监工把头就让用马来拉,虽然拉出来,可人已经死了。一次塌方,一个姓王的木匠埋在里边,脑袋正好搭在矿车上。日本监工怕救人耽误窑工干活出煤,就让人把他的脑袋给剁了下来。

  那时候“方家柜”铁矿车上下井既没有任何安全装置,也没有任何检修,再加上巷道里人车共用,中间行车,两边走人,没有专车送矿工,跑车事故时有发生。一个夜班,几个管子匠在井下拉水泵,走到半路跑车,矿车从4路跑到9路,结果10余人被撞死撞伤,其中有一名姓白的脑袋都被压掉滚到9路,这次跑车事故造成6人死亡。有一次,坑内拉上去的重车没到坑口,跑了5节重车,车没脱轨,一直顺道往下跑,跑到井下四五路中间时,当场碰死7个人。1941年5月5日,坑内瓦斯爆炸,400多名矿工被烧死,只有20余人从主井绞车道爬到坑口,“方家柜”却用红砖把坑口封闭,活活被憋死在封口里边。1947年,辽源解放以后,当打开坑口封闭墙时,才发现20多个矿工横七竖八地倒在封闭墙内,都成了“人干”。

  “望魂桥”这一幕幕悲剧的制造者,是日本帝国主义、方家柜的汉奸把头。这座“望魂桥”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证,它记载着中国矿工蒙受的屈辱和苦难,凝聚着民族恨、阶级仇。

  牛世清工票

  1963年9月7日,辽源煤矿1300多名矿工来到“方家坟” ,为在日伪统治时期死难的矿工扫墓。在清理尸骨时,在一具尸骨旁发现一个沾满泥土的蜡纸包,剥开蜡纸里边是一张7寸见方黄纸。黄纸的边角因为受泥土多年侵蚀,早已破损不堪,但上面字迹仍依稀可辨,这是一张康德七年(1941年)十一月工票。这张工票原件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张工票右上角印着“方家大柜”四个字。从票面上看到,这张工票的主人名叫牛世清。牛世清是何方人士,年龄、民族等均无法考证,但从这张工票“引去金额(即扣款)”一项中被扣去“铺底费”4元,“炕长费”0.4元中可推断,他是从远地招工来的。从被扣去1.5元“车牌罚”来看,他是一个井下采煤矿工。从“入伙日”看,牛世清是1942年11月1日到方家柜,来矿刚好一年,就惨死在异乡,葬身于皇姑沟壑。

  牛世清工票记载着这位死难矿工的遭遇,清清楚楚地再现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铁蹄蹂躏下的中国矿工的悲惨生活。日伪时期,日本为采用“以华治华”政策,在西安煤矿实行“把头包工制度”。“把头包工制度”是由大把头单立柜头,向日本人的采炭所包工,再包给二把头,设置小把头(即领工),形成封建把头同法西斯残暴统治相结合的管理体系。“把头包工制度”层层盘剥和压榨矿工,致使广大煤矿矿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工票中有扣项17个,还有7项未扣除。扣项主要有铺底费、炕长费、共济金、饭票、石炭贷、车牌罚、伙食费、菜金、理发费等。

  铺底费是矿工被招骗来矿时,旅途中的食、宿、车船和到矿山的安身费用。当年把头出去招工,采用欺骗手段,骗到矿工后就像运货物一样把人们塞进闷罐车,每天每人发两个窝窝头。来到矿山再发给一床“老虎被”。这种被子多由更生布或破布拼成,看上去有各种颜色,如虎皮之斑斓,故被矿工称为“老虎被”。每人发一只水碗,一只草枕头,这就是全部所谓“铺底”。据西安矿业所有关资料记载,从远处招来一名矿工,“铺底费”要用去10元,而牛世清从1941年11月1日到矿山就开始扣款,直到1942年11月发薪,已连续扣13个月,共扣去铺底费26元,还没有扣完,假使牛世清不死,这笔钱还不知要被扣到何年何月!

  炕长费这笔钱每月必扣。矿工住的工房俗称“大房子”,每处均是长达几十米大统屋,对面两铺通长大炕,炕长住在南炕的炕头。矿工一住进大房子就要听从炕长的管制,夜间睡觉,为防止矿工逃跑,睡前必须脱光衣服,大小便要事先报告炕长,甚至睡觉时脸朝哪边都由炕长决定。炕长通常由把头的亲属或亲信担任,是把头的爪牙。新到的矿工所携衣物食品钱款等必须交炕长“保存”,实际上绝大部分被炕长等人侵吞。就是这么个“吸血鬼”,每个矿工每个月还得出四角钱养活他。

  共济金这笔钱,名义上是给矿工和家属的医疗费、伤病津贴、吊慰金、葬祭费等多项补助。从矿工来矿山后第一次领工资即开始按月扣除,其标准是每月按上年度全矿职工每天平均工资的一半。按照当时规定,牛世清这行扣款,只应扣0.5元左右,而这里却被扣去1.2元,多出部分无疑落进把头的腰包。所谓共济,纯属骗人,无非是把头巧立名目进行剥削的花样。

  饭票也叫“实物引换券”,它类似实物工资。矿工每做一个工,发给0.4元饭票。这种实物券只能在矿区把头开设的小卖店里流通购物。小卖店的货物,一般要高出市价一至三倍。矿区由于有铁丝网、电网阻隔,矿工严禁出入卡子门,所以被囚在矿区之内,只有忍受着剥削,这项扣款占牛世清当月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

  石炭贷是矿工烧炕用的煤钱。在大房子,炕长只把自己睡的地方烧热,哪管矿工冷暖,几十米连通大统间,矿工们只能睡在凉炕,矿工所付煤钱也只能成为炕长侵吞的借口,根本无法享用。

  车牌罚就是矿工下井领的车牌。下井刨一车煤,往车上栓一块牌子,如果车牌子丢失就要被加以罚款。在当时的矿山,运输条件差,车牌在运输中常常不知掉在哪里,井下采煤矿工没有因此不被罚款的。

  伙食费是用于伙食的费用。这项费用扣去牛世清7.50元,矿工实际伙食标准极低,吃的是橡子面窝窝头加几根咸菜条,难以充饥。按当时市价,每人每月连3元钱都用不了,仅此一项即被刮去一半。

  菜金是指矿工吃菜即改善伙食的费用。实质上矿工成年累月连油腥都见不到,所谓改善则是骗人之谈,而这笔款项却要照扣不误。

  不管矿工理不理发都要扣除理发费。当时矿工两三个月理不上一次发,很多矿工蓬头垢面,头发长没处去理。在清理矿工墓时发现,矿工头骨附着的毛发长度多为二三寸,从那时矿工全剃光头的实际情况推断,至少两三个月才能理一次发。当时西安县城剃光头的工钱,最高不超过1角5分,牛世清很久理一次发,而每月被扣去此项费用4角,他每次理发实际支出超出市价5至10倍。

  工票中的17个扣项,还有7项未扣除。从这些名目看,矿工使用的工具、吃饭用的碗筷,甚至为监视矿工而设的画押签到“印章指纹”的费用。除此之外,还有打预防针、买防空灯罩等也从矿工身上扣除。还有许多暗里的扣款名目,其种类又何止10项、20项。

  这张工票载明,康德七年(1941年)十一月,牛世清一天没有休息,整整上30个班,应得工资32.34元。这个数字与他所创造的价值是怎样比例呢?经查阅原西安矿业所的资料,1941年一个采煤矿工每天采煤1.88吨,每吨煤售价是22.65元,牛世清这个月所创造的价值是1277.46元,而应得工资为32.34元,仅是他所创造价值的2.5%。就这么一点儿钱,他分文未拿到手,反而欠柜头4.24元。

  在煤炭生产过程中,日本侵略者榨取比矿工工资高8至14倍的剩余价值,而矿工名义上那点儿微薄工资没到手,又在流通领域中被剥削得一干二净,矿工所剩下的只有一条锁链,一座监牢,一身枯骨,一腔仇恨,牛世清这张工票,成为日本侵略者压榨中国矿工的铁证。

  罪大恶极的“方家柜”

  1940年,方成在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设立“方家柜”,残酷地剥削和迫害矿工,为日本侵略者掠夺西安煤炭资源效劳,给矿工和家属造成深重灾难。

  方成,别名方华章,1908年生于天津市,青帮头子,曾开设过赌局、茶会,在天津码头一带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是当地一条“地头蛇”。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以后,加入日本帝国主义陆军特务组织,充当华北派遣军驻天津“茂川”特务机关的特务,1940年,方成得到“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发给的“特许证”,在西安煤矿设立“方家柜”。

  1940年至1943年期间,方家柜派人到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招募矿工,欺骗说:“到东北学手艺去,干活跟玩一样,吃大米白面,穿的也好。”无数破产农民、穷苦百姓上当受骗,被装进闷罐火车,来到西安煤矿这座人间地狱。

  被骗抓来的穷苦人,到方家柜只准进、不准出,每个人填上登记卡,按上手印,编上号码,连矿工名字都不用,用“号码”代替,从此成为方家柜的奴隶,成为方成发家的工具。方家柜四周修筑土墙,土墙外边架设两道铁丝网和一道高压电网,各交通要道上设7个卡子,全由外勤把守,只准矿工进,不准矿工出。工房子像监狱一样,矿工形似囚徒。矿工入井时有人押送,升井后有人监视。矿工开资时只发内部实物“引换劵”,不给发现金,从经济上断绝后路。

  矿工夜间睡觉屋里有炕长监视,屋外有外勤巡逻,就连夜间上厕所也不准穿鞋,以防矿工趁机逃跑。矿工躺着不许睁眼,不能脸对脸,必须朝一个方向,更不准互相交谈。矿工张景富有一夜睡得迷迷糊糊,不知不觉翻个身,和后边的人对了面,被炕长发现拖到房外,最少要打10镐把。有一次,一个姓谭的童工冻得实在忍不住,悄悄地向身后另一个童工说声“冷”,被外勤听见,就把他俩拖下炕来,逼迫他俩面对面跪在地上,打“协和嘴巴子”(即互相打嘴巴)。方家柜矿工居住环境相当恶劣,生活非常困苦。矿工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饭就盐水煮黄豆,有饭碗的盛上一碗,没饭碗的用柳条帽子盛,用手一把把抓着吃,渴了喝两口从沟里弄来的污水之后,被外勤赶着下井挖煤,开始一天的沉重劳动。井下昏暗的灯光照着低矮的巷道,遍地积水浸泡着腐朽的棚柱,散发出霉烂气味。有的掌子通风不足,空气稀薄,憋得人透不过气来。打冒顶,吃煤柱,狂采滥挖,微弱的灯光根本看不清掌子顶板情况,随时随地会发生冒顶把人砸死。矿工干活时,把头们虎视眈眈地监视着,稍慢一点儿,皮鞭、榔头棍就会打在身上。矿工们每天干12个小时以上的笨重体力劳动,累得弯腰驼背,有的甚至吐血。有的矿工实在忍受不下去,解下系在腰上麻绳,挂在井下的棚梁上吊而死。

  在方家柜这座人间地狱,矿工要是得病,催班的外勤拿着镐把敲着矿工脑袋说:“脑袋硬不硬?硬,就得下炕干活!”矿工得病的越来越多,方家柜硬说矿工得的是传染病,就把一栋大房子改为病栋,外勤把得病矿工拖进去,不给饭吃,不给用药,让矿工活活等死。

  方家柜为强制矿工劳动,在柜头下设二把头,小把头,外勤、炕长、栋长等。同时,设有警备班、刑讯房等统治机构。矿工稍有反抗,轻者被打骂,重者被活活打死。矿工韩志林说几句不满的话,被扔进方家柜狼狗圈,被狼狗活活咬死。方成却对着矿工说:“谁敢造反,这就是样子!”1941年,两名矿工,因忍受不了折磨逃跑,被外勤抓回来。方成指令:“打死无论!”外勤用惯用的“镐把炖肉”刑法,当着新来矿工的面,对逃跑矿工进行毒打。打手边打边说:“谁再想跑,就是这个下场!”方成更为狠毒说:“跑了算你们拣着,跑不了的,连骨头带肉都是‘方家柜’的!”

  “方家柜”设的刑房有老虎凳、皮鞭、烙铁、手铐、铁镣等刑具,随意把矿工抓去坐电椅子,灌汽油和辣椒水。有个姓刘的小伙子,刚到“方家柜”时,由于吃生窝窝头和喝水沟里的污水,得了腹泻病,向把头请一天假。方成暗示姓郝的外勤班长说:“给他好好治治病。”到晚上,外勤班长带领几个外勤在屋地架起火,将一把大平铁锹烧得通红,硬逼那个姓刘的小伙子坐上去。小伙子不坐,几个外勤把他架起按到烧红的铁锹上。

  “方家柜”极力推行日本强盗“以人换煤”的“人肉开采”政策,打冒顶,吃煤柱,狂采乱掘,不管矿工死活。冒顶、跑车、发火、瓦斯和煤尘爆炸等各种事故接连不断,每天都要从坑内拖上几具矿工尸体。“方家柜”究竟吞噬多少矿工的生命,这笔血债已无法计算。1942年,河北省文安县一次来的84个劳工,一年后仅剩下3人。1943年1月,从天津以招工名义骗来300多人,两三个月后活着只有5人。从过去留下的资料看,矿工们来时平均年龄只有30岁,大部分矿工只活半年左右就葬身“方家柜”,成为“方家坟”的新鬼。

  方家坟是因方家柜而得名,当地人称它“万人坑”。矿工死在井下把腿骨踹断,硬装在小棺材里。渐渐地死人多了,便把两三个人的尸体塞进一口棺材里。过一段时间,连棺材也不给,干脆挖个坑就埋了。后来,由于死的人多了,坑也挖不过来,就挖一排一排“坟沟”,每天由专人从坑内和大柜“死尸房”里拉死尸往沟里扔,一起埋掉。“方家柜”从1941年开始埋人,一年零八个月就把“万人坑”埋满。再后来,由于生产环境、生活条件极度恶劣,矿工死亡人数更加多起来,就修一座“炼人炉”。此间,成千上万的矿工尸体,甚至还有没咽气的活人,也被拖到“炼人炉”烧成灰烬。在日伪统治的年月里,“炼人炉”昼夜冒着浓烟,从未熄灭过,“炼人炉”遗址至今还有一尺多厚的骨灰和焦土。

  1947年6月,方成匿居天津。1964年9月30日,天津市司法机关将方成逮捕归案,押送辽源。经辽源市人民法院和四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方成实属罪大恶极,应处以极刑,于1967年2月22日在市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将方成押到矿工墓处决。

  残害矿工的刽子手蔡九龄

  蔡家柜大把头蔡九龄,日本侵略者走狗,残酷剥削压榨迫害矿工,被矿工称为残害矿工的刽子手。

  蔡九龄,男,别名蔡春,1903年生于河北省文安县。1930年,蔡九龄被委任为河北省定义县伪“督察长”。1936年曾一度混入我冀中军区某部二营当营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叛变投敌,投身到日本侵略者驻天津特务机关,与特务头子方明、特务方成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1938年,蔡九龄先后招募及强抓劳工200多人,押送东北密山煤矿,受到天津日本特务机关嘉奖重用。1940年,蔡九龄被方明派到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方家柜”充当总经理,每招收一名矿工,蔡九龄就从他的日本主子那里领到“募集费”伪币50元。1943年,方明死后,“方家柜”改为“蔡家柜”,蔡九龄当上“蔡家柜”大把头。

  蔡九龄当上蔡家柜大把头后,甘当日本侵略者走狗,竭力为日本侵略者效劳,更加变本加厉剥削压榨矿工。被骗招来的人一进入矿山,把矿工来时带的衣服、被子等物品全部收上去卖掉。据后来蔡九龄供认,有一次经他手卖掉矿工的东西,得伪币1000多元。矿工死后,蔡九龄不仅把死亡矿工家属应得的一点“抚恤金”揣入腰包,还在死亡矿工的尸身上“卡油水”,把矿工尸体上仅剩一点破烂衣裳、水袜子(后开门的胶鞋)扒下来,再卖给新来矿工。1944年一年间,矿工死在坑内600多人,蔡九龄令其爪牙把死亡矿工留下的物品扣下,一次卖得伪币1400多元。

  蔡九龄只关心挣多少钱,从不管矿工死活,变着花招,巧立名目,克扣矿工工资。那时矿工两班倒,每天在井下两头不见太阳,要干12小时以上,而一天只能得到2角钱的饭票钱。矿工上下班,无论是严寒酷暑,冰天雪地,都赤着脚,拎着裤子走路。矿工睡觉盖麻袋片,枕砖头和木头。矿工无衣遮体,冬天将被子弄个洞,套在脖子上,下边用麻绳一捆,披着被子做工。有的连破被也没有,披着麻袋片,围着草袋子,光着脚干活。矿工常年吃发霉的高粱米饭和橡子面窝窝头。矿工得病以后,蔡九龄和他的爪牙却用马棒和镐把毒打,逼迫矿工带病下井干活。病得实在不能动的,就送到所谓“病号房”去,连口水也不给,在那里活活等死。

  蔡九龄对矿工实行法西斯统治,雇佣上百名小把头,外勤、炕长日夜监管矿工。矿工上下班有外勤押送,下坑干活有把头监工,睡觉有炕长监视,一天到晚不准矿工有一点行动自由,甚至拉屎撒尿都有外勤看着。

  蔡九龄和西安县日本宪兵队长大规、警察署特务韩春圃等日伪势力串通一气,对矿工吊打酷刑,任意残害矿工生命。矿工低头走路是“反满抗日”思想犯,见人随便说话是“嫌疑犯”,议论国事是“政治犯”。蔡九龄常常用“打一儆百”的手段威胁矿工。1943年7月一天夜里,矿工牛汉元、曹广太、郝文树等12人不堪虐待,从东二坑内跑出来藏在一块豆地里,被外勤发现抓回来。当时外勤、把头并没有打他们,第二天蔡家柜又从河南拐骗来300多个民工,蔡九龄令其爪牙把牛汉元等12人找来,说:“给这些家伙每人20镐把!”外勤当着这些新来矿工的面把12个人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并且一面打,一面威胁新矿工说:“看见了吗?你们谁要逃走,这就是样子。宁可把你们打死,也绝不让你们跑掉!”

  井下劳动条件之差、事故之多,触目惊心。被车碰死、冒顶砸死、缺氧憋死、瓦斯爆炸烧死等事件天天不断。1944年4月的一天,矿工在东城一坑左一路一个掌子采煤,正赶上要发生冒顶事故,顶板上煤渣哗啦哗啦地往矿工头上落,矿工不快点撤出去,就会被冒顶砸死。蔡九龄怕影响出煤,不管矿工死活,指使把头和日本监工田代一起,手拿棍棒堵住去路,一边打一边往回撵。当时跑出来30多个人,有20多人被撵回去,结果被落下来的煤埋在里边活活砸死。每天从井下拖上几具矿工的尸体,专门用两个马车拉到“万人坑”埋了,送进“炼人炉”炼了。蔡九龄对死了多少矿工根本不在乎,说:“三条腿蛤蟆不多,两条腿活人有的是。旧的死,新的添,一抓就是一两千。”1943年1月从天津招骗来300多人,过来两三个月,活着的只剩下了三个人。从过去留下的资料看,这里的矿工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岁。大部分矿工在蔡家柜只活了半年左右就死掉了。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万人以上,在蔡家柜断送了生命。

  1947年6月,辽源解放,蔡九龄潜逃外地,1948年冬潜伏回到西安(现辽源),改名蔡春,伪装卖鱼。1951年4月,被老矿工发现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局将其逮捕判处死刑,于1951年5月22日在东城方家坟,召开公判大会。随着一声枪响,结束了蔡九龄恶贯满盈的一生。

  辽源矿务局为了让后人记住血海深仇的历史,将认贼作父的日本汉奸,屠杀矿工的刽子手蔡九龄的形象铸成一个铸铁像,跪在死难矿工面前,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西安煤矿劳工的招募

  辽源市矿务局档案馆保存一份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八日劳工证(国家二级文物),劳工证是由华北劳工协会济南办事处发给山东省博山县一个名叫张进来的人。劳工证注明就劳地:奉天省西安县(今辽源市),雇主姓名:西安煤矿,职能:采炭。据辽源矿务局档案馆保存的资料表明,当时西安煤矿招募最小劳工仅13岁,劳工证主人公张进来到矿山时已56岁,如此年龄背井离乡来到西安煤矿下窑挖煤,这足以说明劳工招募的欺骗性之强。

  日伪统治时期,西安煤矿的日本侵略者为获取更多煤炭资源,不断补充劳动力,强制推行招募劳工政策。西安煤矿的矿工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在矿区周围招募;二是到河北、山东、热河等地骗招;三是摊派劳工,其惯用手段就是欺骗。

  日本西安采矿事务所设立劳务课的组织机构。劳务课下设总务、福祉、劳务3个系,劳务系当时被矿工称为“老虎系”。劳务系下设采解班、招到班、调查班、劳工登录所、募集班。募集班的任务是招募矿工。到外地搞募集的人员除募集班外,劳务课、劳务系也要派出人员,另外大把头也派小把头到老家或有熟人的地方去招募。

  据辽源矿务局档案馆保存的康德八年(1941年),日本人编写的《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矿业所十年史》一书记载:鉴于招募劳工极其困难的情况,分别在北京、天津、唐山、济南、青岛、德县、奉天等8地设立劳务事务所,专门负责劳工招募,各个日本采矿事务所选拔有经验的人员组织招募。招募人员说一些“到东北学手艺去,干活跟玩一样”、“吃大米白面,穿的也好,还能配给老婆”等类似的花言巧语进行欺骗,无数破产农民、穷苦百姓上当受骗,来到西安煤矿这座人间地狱,吃橡子面,穿麻袋片,住四面漏风的工棚子。

  日本人为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疯狂挖掘掠夺煤炭,根本不顾矿工死活,井下冒顶、瓦斯、发水等事故不断发生,致使矿工大量减员,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从康德七年(1940年)日本人开始向邻县强行摊派劳工。摊派劳工每6个月为1期,实行轮换。由各屯长到村公所抽签编号,除屯长、屯管账先生、自卫团长之外,凡是劳力都要编进去。摊上劳工有的花钱雇人去,有的花钱串号往后排。据资料记载,辽宁省开原县八棵树有11个屯,总人口有1万5千人,每年摊派劳工5次,每次20至30人,1941年至1945年有700余人摊上劳工。康德八年(1941年)春,八棵树摊上劳工30个人,全县摊上劳工200余人。劳工分别去黑龙江的黑河和西安县,去哪儿由抓阄决定。当时来招工的人员欺骗说,去西安县的劳工是到乌龙山修公路,抽到西安的还挺高兴,因为离家近才二三百里。上车后,车门从外面锁上,这时人们才知道上当受骗,原来是去西安煤矿挖煤。

  据统计,从康德七年(1940年)至康德十二年(1945年)“八•一五”光复的近6年时间里,日本人强行和欺骗劳工到西安煤矿达5万余人。

  西安煤矿最大一次矿难

  据《辽源矿务局志》记载,康德九年(1942年)九月二十三日,西安煤矿泰信一坑发生一起瓦斯爆炸引起煤尘爆炸燃烧事故,621名矿工全部遇难,这是迄今为止,世界煤炭史上最大事故之一,史称“九•二三矿难”。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疯狂地掠夺战争资源,在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更凶残地推行“以人换煤”的政策,致使矿区冒顶、透水、瓦斯爆炸事故频繁发生,无数矿工在事故中罹难,当时矿区设有10余处死难矿工尸骨场。据史料记载,1938年西安矿工登记卡片共有92438张,到1941年实有矿工仅1.8万人,这期间断送多少矿工性命已无从考证。

  泰信一坑开发于1911年,为西安煤矿开发之首。1916年,富商邹立贤等人合资,建立商办“泰信煤矿公司”。1918年,日本九州明治矿业株式会社与泰信煤矿公司缔约,成立“中日合办泰信公司”。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泰信公司隶属明治西安炭矿。1937年,被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收买,归西安煤矿公司经营。1938年,设立泰信采炭所。1941年,西安炭矿脱离“满炭”,隶属西安炭矿株式会社,俗称“日本窑”,有近两千名窑工,是当时西安煤矿最大矿井,也是采煤时间最长、采煤量最多的老牌坑口,是超瓦斯坑口。

  康德九年(1942年)九月二十三日早晨四点多钟,泰信一坑突然一声惊天动地轰响,惊醒男女老少在惶恐中冲出家门涌向坑口。男女老少涌到坑口时,日本警备队己全副武装将坑口围起,用木棍不断驱赶涌上来的人群,不让任何人靠近,此时哭叫声响成一片。日本人为避免瓦斯爆炸引起煤层起火燃烧,立即强迫工人用砖和水泥封闭坑口。工人根本不听,强烈要求下井救人,日本人便派日本监工强行封闭坑口。人们见日本人强行封闭坑口,一齐涌上去阻止,日本警备队开枪射击进行驱赶。

  那么,这次瓦斯事故为什么造成如此之大的矿难?日本帝国主义为疯狂掠夺西安煤矿资源,不顾工人死活,在坑下采用“大场院” 采煤方式。“大场院”采煤工作面其长度约20米至40米,宽度约10米至20米,冒落高度约5米至10米,用矿灯都照不到顶板。这种“大场院”采煤方式,由于残煤过多,致使坑下通风不畅,温度过高,容易引起煤尘、瓦斯超限,进而引发瓦斯、煤尘爆炸,给坑下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九•二三”矿难发生前几天,工人发现坑下异常,经检测显示瓦斯、煤尘已经严重超线。日本泰信采炭所所长得知后不但不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还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让工人继续进行采煤作业,结果因放炮引发火花致使瓦斯爆炸,瞬间引起煤尘燃烧爆炸。随即,一团大火球随着一声巨响从坑口处喷出,浓烟中一辆矿车射出,腾空砸在30米外的绞车房上,绞车司机当场被砸死。巨大爆炸声把离窑口不远的矿工住宅玻璃全部震碎,矿工家属在睡梦中被惊醒。坑口内所有木棚子全部震倒,铺设的小铁道全拧成麻花,在坑口内拉矿车的十几匹马也没能幸免。在这次矿难中,几百条鲜活生命瞬间消失,有不少人家摊上两三个,有哥俩的,有爷俩的,不知造成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矿难过去两个月后,打开坑口封闭墙,里边到处都是死难者。矿难发生后,日本人对事故严密进行封锁,白天不敢外运死难者尸体,到了晚上用马车拉到山上,扔进大坑埋上。

  “九•二三矿难”己过去七十余年,但那声惊天动地轰响仿佛仍然在耳边回响,六百余名窑工的冤魂仿佛还在呐喊—警示人们勿忘国耻。

  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

  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是日本最大的法西斯极右组织。从“九•一八”事变到东北三省沦陷,“帝国在乡军人”不仅积极协助日本关东军发动历次侵略战争,还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

  1910年11月3日,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成立,该会成立之初,会员都是日本陆军退役军人。1914年6月,日本海军退役军人也加入了该会。该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并陆续在日本各地和朝鲜、中国东北、华北等地设立支部或分会机构。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国外的在乡军人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当时“日本关东军正规部队有14760人,加上武装起来的所谓在乡军人,共计兵力不过26882人”,由此可知中国东北的在乡军人为12122人。该组织效仿日本陆军编制,主要采取警备团编制。“九•一八”事变过程中,“帝国在乡军人”积极协助关东军侵占东北各地,负责组织、训练和指挥伪军警,协助日军侵占东北,策划指挥所谓的东北“新政权建立运动”,拼凑傀儡政权。

  大同二年(1933年),日本关东军在西安县(今辽源市)组建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成员49名。9月15日午后四时,编入警备队。9月23日,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在城内社宅前庭举行发会仪式,日本关东军东边道司令官春见到会。发会仪式上,首先升日本国旗,奏日本国国歌,举行“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授旗议式,最后春见致辞,会员列队接受检阅。

  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借用武器担任警备,制订警备服务规定,分设煤矿班,城内班两个班,为日军疯狂掠夺西安煤炭提供各种服务,维护矿山所谓的稳定,刺探各种情报,为日军运送各种军用物资,协助关东军、日本警察,围剿抗日武装,致使抗联战士大量伤亡。1936年8月28日,日本警察与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在社宅东北方与“匪贼”交战,“荷枪实弹,警戒交通、道口,阻绝行人”。

  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配合日本西安警备队,对矿山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残害中国工人,康德元年(1934年)秋,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直接策划和参与了太平庄活埋七名中国工人事件。帝国在乡军人西安分会横行乡里,欺压中国百姓。尤其是在日本“武装移民”过程中,帝国在乡军人霸占中国百姓良田财产,强取豪夺,杀人害命事件时有发生,最后均不了了之。入夜,在乡军人西安分会的会员四处抢劫,枪声不绝,民不安枕。

  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对矿山实行法西斯统治,维护矿山的稳定“业绩”,深得关东军嘉许。据史料记载,康德七年(1940年)九月二十六日,奉天支部庄土谷来矿,为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授军事功章,授竹内分会长有功勋章。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强令解散。存在12年的“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历史到此终结,那些恶贯满盈的日本在乡军人也连同他们的名字及其罪恶史一道,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伪时期西安煤矿矿工歌谣

  日本侵略者采用种种恐怖手段,对矿山实行惨绝人寰的法西斯统治,在辽源煤矿这座人间地狱挣扎的苦难矿工,用一种特殊形式倾述苦闷与无奈,发泄心中的愤怒与抗争,久而久之便催生和形成特有的矿山文化,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矿山歌谣。

  (一)

  生活难,生活难,

  生活难于上青天。

  受苦受难三十日,

  工钱到手泪涟涟。

  买米不够吃半月,

  买面不够吃三天。

  买了柴火缺油盐,

  妻子孩儿哭苍天。

  (二)

  虽说西安是宝地,

  跟咱穷人没关系。

  露着膀子来,

  光着身子去。

  不缺胳膊腿,

  那算走运气。

  苦了一辈子,

  死了填坑里。

  (三)

  活在阳间象阴间,

  下井就到鬼门关,

  资本家,铁算盘,

  人比驴子不值钱,

  旧的死,新的添,

  一抓就来一两千。

  (四)

  架电网,设岗楼,

  矿工囚在牢里头,

  上班下班押着走,

  快走慢走都挨揍。

  (五)

  炼人炉,狼狗圈,

  鬼子杀人不眨眼,

  把头趁机发横财,

  从中捞笔丧葬钱。

  (六)

  磨洋工,磨洋工,

  拉屎撒尿半点钟,

  回来没到点,

  再去半点钟。

  (七)

  外勤把头没人性,

  有病还问脑袋硬不硬。

  手里拎着榔头棍,

  硬逼矿工去卖命。

  (八)

  西安好,西安好,

  来到西安没有好,

  下坑三个月,

  一个活不了。

  (九)

  马怕下坑内,

  人怕“方家柜”。

  (十)

  橡子面,象苦药,

  霉米饭,长白毛,

  臭咸菜,就两条,

  咽不下,吃不饱。

  (十一)

  身上披着麻袋片,

  不遮雨来不挡寒。

  光着脚丫走雪地,

  冻得浑身打寒战。

  (十二)

  大房子,稀破烂,

  地湿炕凉房露天。

  枕着砖头盖草袋,

  一宿冻醒好几遍。

  (十三)

  走路不准肩并肩,

  睡觉不准脸对脸。

  进矿如进鬼门关,

  想要活命难上难。

  (十四)

  乱尸岗子挖土坑,

  矿工尸骨里边扔,

  把头扒去卖破烂,

  狼狗吃得眼睛红。

  (十五)

  眼望南山好伤心,

  白骨粼粼方家坟。

  方家坟,方家坟,

  里面没有一个方家人。

  (十六)

  望魂桥,望魂桥,

  生死离别恨难消。

  铁网透愁愁万点,

  桥头洒泪泪千条。

  眼泪冲,鲜血漂,什么时候,

  多重的苦难,能把你压倒!

  (十七)

  残废金,被克扣,

  死亡费,入私囊,

  孤儿寡母哭断肠,

  杀人凶手笑声狂。

  (十八)

  胡弄鬼,胡弄鬼,

  胡弄一会儿是一会儿。

  (十九)

  招工头子真可恨,

  关里关外骗穷人,

  满嘴夸说矿山好,

  笑里隐藏豺狼心。

  千万穷人上了当,

  押上“闷罐”难脱身。

  (二十)

  坑洞穷人打,

  煤炭矿工挖。

  害苦挖煤工,

  肥了日本人。

  (二十一)

  喝血鬼,喝血鬼,

  骑人头上喝血水,

  喝得矿工麻杆瘦,

  喝得鬼子猪样肥。

  (二十二)

  医院是座阎王殿,

  大夫掌管生死权,

  矿工有病进了院,

  不死也得把身残。

  (二十三)

  人间地狱十八层,

  十八层底下是矿工。

  日本把头像座山,

  座座大山血气腥。

  (二十四)

  愁娶妻,没有钱,

  愁挨打,没个完。

  愁吃穿,没着落,

  愁老了,没人管。

  愁有病,往外捞,

  愁死人,没办法,

  愁家庭,不团圆。

  (二十五)

  矿工苦难多,听我说一说,

  劳动时间多,苛捐杂税多,

  睁眼瞎子多,虱子臭虫多,

  挨打受害多,遭灾长病多,

  逃荒要饭多,惨死残废多,

  卖儿卖女多,寻死上吊多,

  冻死饿死多,孤儿寡母多。

  (二十六)

  杨司令,来西安,

  鬼子好像日卡山。

  坐不稳,立不安,

  霜打茄子格外蔫。

  挖煤人,心喜欢,

  盼望抗联打西安。

  [抗争篇]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辽源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中共东丰县横道河支部,中共西安区委等党的基层组织,带领广大矿工、农民和各界民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与此同时,在辽源境内的抗日义勇军,及许多民众自卫抗日组织,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可歌可泣。他们的抗日义举和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留在历史的记忆中,永远成为辽源人民的骄傲。

  张作霖收回西安煤矿经营权

  在全国上下一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浪潮冲击下,张作霖由亲日转向排日,他借助反日运动之力,提出“禁止外国资本家经营煤矿”、“鼓励官商合办” 的主张,并收回外国煤矿经营权,设立官商合办的西安煤矿公司。辽源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月二十八日,奉天财政厅《收回西安煤矿经营权信函》档案,清晰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日本资本不断扩张,已经威胁到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利益和地位,日方与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各公司签约,并未通过中国政府批准,事后也不呈送给中国政府备案,张作霖对此深为不满。1927年初,张作霖委派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霆主持合并西安十家商办公司,由炮弹厂厂长白铭璋担任西安煤矿公司筹备处主任。

  十家商办公司合并中,奉天省省长公署责令奉天省实业厅出资现洋50万元,奉海铁路出资现洋50万元,东三省兵工厂出资现洋50万元,原十家公司折价及西安县煤商集股70万元,集资现洋220万作为股金,每股100元。同年8月1日,官商合办的西安煤矿公司成立,张作霖委派曾任盛京内务府办事处坐办、奉天省地籍整理局局长寿聿彭出任公司总办,张如久任经理,白铭璋任技师长。公司董事会由官商代表组成,合并后职工总数达千人以上,十大公司生产经营权完全控制在东北军阀手中。

  官商合办时期主要经营坑口有:第一坑裕兴公司,1927年10月,开坑见煤,后在第三片盘以上采用露天开采。第二坑大成公司, 1927年开凿新坑,日产150吨。第三坑利华公司开拓坑口,日产百吨。第四坑利华公司,日产150吨。第五坑富国公司北侧露天掘,年生产能力万余吨。第六坑1928年利华公司、宝兴公司之间开坑。第七坑于1928年5月距六坑北开坑。为此,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停止了对十家公司收买活动,但仍然坚持经营泰信、健元、健兆三个公司。

  官商合办时期,矿山设备有所改善,生产技术有所发展。合办初期,矿山仅有卷扬机、气泵、水泵62台。到1931年9月,矿山机械设备总资产已达22万元,矿井建设规模逐渐由浅部向深部发展,并且使用气钻打眼、黑火药放炮、汽油安全灯照明。

  1927年至1931年,西安煤矿官商合办虽然仅存短短四年的时间,却极大地推动了西安县民族工业的发展。尤其是1928年4月,梅河口至西安县(辽源)铁路通车后,煤炭畅销,产量剧增。据史料记载, 1927年至1931年,总出煤量659,300吨。其中,1927年产量80,200吨,1928年产量118,000吨,1929年产量154,200吨,1930年产量166,900吨,1931年产量168,300吨。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司令后,国耻家仇集于一身,反日情绪十分强烈,对发展民族工业非常积极。1931年,成立东北矿务局,西安煤矿公司改称为东北矿务局西安煤矿,并且追加拨款120万元。到1931年10月,西安煤矿资产达300万元,职工总数2000人以上,已经成为东北地区资产较多、规模较大的一座煤矿。

  奉系军阀张作霖在西安煤矿实行官商合办,是中国民族采矿业与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相互较量的产物,具有爱国性质,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官商合办煤矿这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以和平竞争方式进行反侵略活动的特殊手段,但这种抗争无法抵御日本资本的渗入,无法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矿区经济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

  梅西铁路的修筑

  西安县(今辽源)煤炭资源丰富,储藏量巨大,据勘测储量可开采百余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初,张作霖为与日本人进行抗争,控制西安煤矿开采权,解决西安煤炭外运,开始修建梅河口至西安县铁路。在辽源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中,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奉海铁路西线的延长线——梅西铁路的修筑过程。

  民国十一年(1922年)张作霖制订修建纵贯东三省的铁路东、西干线计划,与日本人抗衡。计划的西干线是由打虎山起,经通辽、洮南、白城子到齐齐哈尔,连接奉黑两省。东干线是由奉天起经海龙、吉林到呼兰,连接奉吉黑三省。可是,奉海铁路干支线全被日本不平等条约限制,张作霖与日本经过两年交涉,最后奉天省用向日方借款修筑洮昂铁路(洮南至昂昂溪)作为妥协条件,取得了奉海铁路的修筑权。

  梅河口至西安县铁路,是奉海铁路西线的延长线。奉海铁路是东北第一条官商合办铁路,由奉天省长公署与商民合作投资,由奉海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用本国资金和技术建成的官商合办铁路。奉海铁路干支线里程总长337.1千米,干线自奉天(今沈阳)经海龙县至朝阳镇263.5千米,支线自梅河口至西安县城73.6千米。

  当时奉天省兴建东三省兵工厂、奉天纺纱厂,以及东北大学等项目,财政不充裕,代省长王永江决定,修筑奉海铁路官商各投资一半,招募商股以补充官方资金不足。官股由奉天省财政厅投资,由东三省官银号支出。商股由各商民个人中募集,每股大洋100元。商股不足额或整个投资不足部分,由省财政厅随时垫支。奉海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入股者以本国籍人民为限”,“公司股票为记名式有价证券,股票可在中国人之间转让,不准转让或抵押给外国人。”

  西安县商会全力协办奉天省长公署修建梅西铁路事宜,向城乡广发布告。西安县商户和民众纷纷响应,踊跃认购铁路商股。西安县商会招募第一期商股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一月一日开始,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六月三十日为止,招募第一期商股七十二股,大洋七千二百元。据档案记载,截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七月,西安县认购铁股款共奉大洋十六万五千六百元。

  由于修筑梅西铁路采取商股形式,确保了资金来源,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修筑梅西铁路劳工来源,由铁路沿线的梅河、东丰、西安县按村摊派。为保证铁路施工安全,工地两侧拉上各种小旗。小旗时有丢失,为此,西安县公署发出布告,在工地两侧五里范围内严禁种地、开荒、放牧,违者严办。

  梅西铁路支线民国十四年(1925年)七月开工,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二月基本完工,连接奉海(沈阳至海龙)铁路。奉海铁路的建成,打破了外国对东北铁路的垄断,填补东北无国有铁路空白。奉海铁路的经济价值无可置疑,铁路沿线土地开垦成耕地,“物产均可吸收集中省城”。其沿途经过沈阳、抚顺、清原、海龙、东丰、西安六县,还有山城镇和朝阳镇两个商业中心市场,烟麻、粮产、森林、矿产等资源丰富,以前都通过南满铁路运输,现在都可转入奉海铁路。奉海铁路修筑期间,通车的各站随时营业,方便沿途商贾、旅客的出行,凡入股者发证件,凭证件免费乘坐火车。

  奉海铁路与京奉铁路接轨以后,东北土特产、山货毛皮从沈阳装车入关,关内钢铁、五金机械等物资也运入东北,加强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打通了西安煤矿与外界的通道,结束了马车外运煤炭的历史,加速官商合办的西安煤炭公司煤炭大量外运。同时,大批的矿山机械设备、木材等物资通过铁路运往矿区,促进了煤矿的发展,使煤炭产量急剧增加,从初期年产量8.02万吨,增加到16.09万吨,产量翻一番。

  西安县第一个党组织

  1930年,中国共产党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特别支部成立,它是西安县(今辽源)最早的中共基层党组织,也是东北地区产业工人中最早建立的基层党组织之一。

  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中共海龙中心县委的信中指出:“特别要抓紧吉海、沈海和西安煤矿这三个中心产业区建立群众的工会。”“创建党的组织,直接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积极发动铁路、煤矿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 同年,中共海龙中心县委从南满抗日游击队抽调杨文清、杨殿清、郑大庆三名党员,秘密来到西安煤矿开展工运工作。根据县委指示,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安煤矿特别支部,杨文清任特支第一任书记。

  杨文清以小买卖人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杨殿清、郑大庆在大成一炕当工人,逐步加强同窑工的交往。杨文清每天借给窑工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故事,拉近与窑工的距离,宣传日本人、把头残酷剥削工人的本性,介绍苏联和中国革命情况,不断启发窑工们的阶级觉悟,秘密发展中共党员。

  在特支领导下,西安煤矿的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工人骨干队伍逐渐形成。1932年2月5日,一千多名窑工在杨文清的带领下,举行罢工,反对日本矿主、把头剥削和虐待。饱受压迫的窑工第一次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把头!”、“我们要和他们斗到底!”等口号。罢工持续整整7天,迫于压力窑方最终答应窑工们复工条件,这是西安特支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次罢工极大地鼓舞了窑工的斗志,对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斗争起到积极作用。

  1932年2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给海龙中心县委的信中指出:“要加强西安煤矿工作,巩固和扩大煤矿中党与赤色工会组织,坚决地争取煤矿工人最小利益与要求。”根据省委指示,同年10月,西安特支领导工人举行规模更大的罢工斗争,共有三千多名窑工参加罢工斗争,要求发放欠薪,并取得胜利。

  1933年4月,中共海龙中心县委遭破坏。1933年9月,西安特支归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西安煤矿工人在中共西安特支领导下,反日情绪日益高涨,许多具备一定觉悟的窑工纷纷参加抗日武装。杨文清、杨殿清、郑大庆带领特支与抗联队伍里应外合,秘密输送窑工进山参加杨靖宇部队,成为日后东北抗联骨干力量,直到1940年杨靖宇牺牲后,仍有40余名抗联战士秘密潜回西安煤窑进行隐蔽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不屈不挠的精神,如星星之火,点燃窑工们暴动的火焰。1934年3月23日午夜,三百多名窑工以镐头、铁锹为武器,突袭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队和日伪警察署,夺取枪支弹药,分路向石河方向集结,在东北抗联接应下安全转移到磐石,加入抗日武装队伍,后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建立窑工游击连。

  在斗争最艰苦的岁月,抗联队伍隐于山野林间,缺衣少药,很多受伤的抗联战士因没有必须的药品而牺牲。中共西安特支为支援抗联,秘密派遣骨干成员潜入矿上医院,搞到几批药品,包括高锰酸钾、红汞和一些丸药,还有手术器械和纱布、绷带等。同时,搞到一些水靴(矿工习惯称之为“水袜子”)、高腰胶鞋约四百多双。

  从1930年至1936年,先后有4人担任过中共特支书记。第一任特支书记杨文清,朝鲜族,1930年末任职。第二任特支书记陈润田(又名张金),河北永年人,1929年来到西安煤矿当工人,1932年4月入党,1933年7月任职。第三任特支书记大吴,朝鲜族,由抗日游击队选派至西安煤矿接任张金职务,1934年7月任职,1934年末离开后返回抗日游击根据地,旋病逝于海龙县四八石。第四任特支书记刘史明(原名吴宝仁,曾用名吴项远),山东沂水人,1930年入党,1934年末至1936年初任特支书记,离休前任江苏省交通厅厅长。1934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临江县四道二岔召开中共南满第一次党代会,程明同志代表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参加会议。会上,杨靖宇同志做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的报告》。报告中,对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开展工人运动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和肯定。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同时又远离中共中央的领导,1934年以后,曾活跃在西安县附近的抗日义勇军和抗联武装相继失利,部队被迫转入长白山区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1935年,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组织遭到严重地破坏,一大批党员牺牲,其活动也被迫中止。自此,西安县抗日斗争转入低潮。但是,党在西安县播下的火种没有熄灭,尤其是已经觉醒了的西安煤矿工人的抵抗斗争仍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着。

  早期党的组织中共横道河支部

  据《东丰县志》记载,1930年8月中共横道河支部成立,它是东丰县早期党的组织。在其存续5年时间里,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横道河支部带领横道河一带农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横道河(现横道河镇)位于东丰县南部,与清原、海龙县毗邻。横道河党支部,在日伪统治时期,曾先后隶属中共清原县委、海龙县委领导,是我党在这里发动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地点。

  横道河党支部自成立以来,领导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同殖民统治势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30年8月至1930年11月,横道河党支部隶属中共清原县委领导。中共清原县委于1930年8月正式建立后,曾派党员骨干严光珠(严天一)、李宇伯等同志先后到横道河、胡仙堂一带开展建党工作。一批革命青年站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前列,经过与敌人斗争的严峻考验,将其优秀分子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成立横道河地下党支部,支部负责人朴东明,党员有金哲熙等同志。

  党支部建立后,为顺利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积极组建群团组织,建立了团支部、妇女会和儿童团。他们站岗放哨,散发宣传品,传递情报,为游击队的活动作了大量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横道河农民积极响应县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剥削,打倒国民党军阀政府,保卫中央苏维埃”的号召,广大农民纷纷起来同日伪势力展开了斗争。

  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横道河党支部隶属中共海龙县委领导,1931年8月至1934年11月隶属中共海龙中心县委领导。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34年,党支部先后发展到9名党员。党支部负责人朴东明,后为金哲熙。这期间,由严光珠、王天夫带领的地方游击队在农民群众的配合下,不断出击敌人。

  1931年7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长春的万宝山村,蓄意挑拨中朝民族关系,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冲突“万宝山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出指示,要利用这一事件,召集各种形式集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动员党员和群众作公开或半公开的斗争。海龙县委研究贯彻了这一指示,并作出决定:于8月29日举行海龙、清原农民,联合统一的暴动,目标是打击山城镇的日本领事馆和驻山城镇的奉系军阀于芷山部。横道河党支部与地方游击队组织几十名农民群众,手持镰刀、斧头和棍棒与草市农民暴动队伍汇集在一起,参加了8月29日向山城镇进发的暴动队伍。到山城镇的各路暴动队伍共有800多人。他们高呼口号,边走边散发传单,暴动队伍斗争情绪高昂,口号震天动地,敌人发现后胆战心惊,便调动200余名士兵,进行镇压,暴动队伍在敌人以武力相威胁面前毫无惧色。这次暴动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扩大了党的影响,显示了农民反抗压迫的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为纪念广州起义5周年,积极响应省、县委的号召,横道河40余名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于1932年12月11日在横道河公开集会举行纪念和示威活动。他们手持红旗,高呼“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革命口号。张贴、散发反日拥护苏维埃等标语和传单。当地军警进行威胁,但游行群众临危不惧,游行仍在继续进行。同一日,在小四平、北大沟等地共有50余名群众也在公开集会举行纪念和示威游行活动,充分显示了农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反动气焰,进一步树立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决心。

  1933年以后,革命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横道河党支部在海龙中心县委领导下,坚决贯彻上级党委的指示,领导横道河农民开展斗争。我党的地下组织腾出房间作为活动场所,刻钢板、印刷书写传单和标语等。由党员和可靠群众送、撒传单和张贴标语,所到之处有山城镇、黑山头、草市、清原、梅河口以及小四平和一面山等地。敌人见了传单标语,如临大敌,到处搜捕。群众见了传单标语,鼓舞斗志,信心倍增。

  1934年以后,横道河党组织在日伪统治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一直同红军(地方游击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给红军护理伤员,隐藏枪支,并购买药品、鞋等日用品,由支部负责人朴东明交给游击队负责人严光珠、王天夫等同志,有力地支援了游击队活动。同年底,横道河党支部负责人朴东明同志调离工作,由金哲熙同志负责党支部的工作。

  1934年8月,日伪当局决定在日军的统治下实行“保甲制”和“归大屯”,严密控制反日人民斗争活动。同时,日伪军加紧对抗日武装队伍实行讨伐。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同年11月,中共南满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南满开展武装自卫斗争,横道河党支部党员都编入了抗日游击队,大多数党员相继被调动。不久,横道河党支部负责人金哲熙也被调走。1935年,最后负责这个地方党的工作的金明焕同志也被调离横道河。

  横道河党支部从1930年8月建立至1935年11月止,在5年多的时间里,组织领导了党员和横道河农民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我党增添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东丰县抗日义勇红枪会的兴起与消亡

  东丰县猴石乡红枪会从成立到解散,虽只有短暂10个月,可他们的抗日义举却深深地留在历史的记忆中,成为东丰人民的骄傲。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土匪活动极为猖獗,东丰县猴石乡自发成立“红枪会”,以此维持地方治安,一时间聚集200多人。红枪会会长使用一柄月牙形大刀,会员手持一支红缨扎枪,每天操练队形,进行搏杀训练。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红枪会”的第一仗就是围剿以“窜地龙”为首的一股土匪。在激战中“红枪会”会员各个眼如铜铃,杀声震天,一齐向匪穴冲去。匪首“窜地龙”一看大势不好,迅速翻出后窗,躲进高粱地。“红枪会”会员发现,一土炮把他轰倒,拖出来时已一命呜呼。“红枪会”因打死匪首“窜地龙”一时威名大振,老百姓交口称赞“红枪会”保境安民的义举。

  随着“红枪会”这个自发群众自卫组织的不断壮大,在强烈爱国激情的驱使下,他们与西丰、东丰一带的抗日义勇军第六旅取得联系,最终跨入抗日斗争的行列,把斗争矛头转向日本侵略者。东丰县伪警务科警务指导官横山贞次郎得知这一情报,便亲自带伪警察署骑兵去猴石乡探查。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十六日,横山贞次郎率伪警察署骑兵到达猴石乡,把“红枪会”首领贾德本五花大绑,进行严刑逼问。“红枪会”会员知道首领被抓后个个义愤填膺,决心救出贾德本。一时间,高隆、高兴、光明、增和的“红枪会”迅速从各处赶往猴石街齐集到伪警署,顿时猴石街内喊杀声四起。

  伪骑兵见势不妙,放几声空枪,慌忙翻身上马窜出警察署,朝东丰县城方向逃去。当横山贞次郎刚刚跑到小桥东(猴石街东),被红枪会员撵上,在背上狠狠地扎了两扎枪,这个屠杀中国人的魔鬼当场毙命。

  横山贞次郎被杀死,日本人十分恼怒,发誓血洗大西沟,根除红枪会。伪县长王瀛杰还未泯灭中国人的良心,想到这件事若是日本人出面,老百姓就会遭殃,于是极力周旋,让驻守在东丰县的袁文采两个连出面取缔“红枪会”。

  袁文采带着两个连来到猴石,却连个“红枪会”的影子也没见到。“红枪会”提前接到驻守在东丰县的部队围剿的情报,和周保升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埋伏在烧锅岭外,听到发出暗号后,一齐冲出,两个连全成俘虏。

  猴石“红枪会”挑横山、缴袁营之后,威名大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五月二日午后,“红枪会”呼喊“不当亡国奴”、“杀光日寇”的口号,向东丰县城发起攻击,因外有官兵增援、武器落后,终寡不敌众而功亏一篑,可他们的抗日义举却深深地留在历史的记忆中,成为东丰人民的骄傲。

  西安煤矿第一次工人大罢工

  1932年2月,中共西安煤矿特支领导矿工进行第一次大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总人数近两千人,是东北抗日斗争初期最大规模的罢工之一。参加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矿山不久,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大成一坑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矿工罢工斗争。这次罢工,是由中共西安煤矿特支领导的。

  1932年2月,日本侵略者为了赚钱,残酷地压榨和剥削矿工,将矿工的工资由过去每出一车煤四角五分降到一角八分,引起矿工的强烈不满。面对这个情况,杨文清主持召开了支部会议,提出举行罢工。在会上,他首先分析了形势,认为有利的方面:一是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不久,统治基础还不牢固;二是日本侵略者强行降低矿工工资,已经引起矿工普遍的不满情绪,因而群众易于发动;三是各地都有抗日义勇军,必要时可以把人拉出去上山打游击。不利的方面,主要是有一部分矿工家住西安,形势对矿工不利时,这部分人不便转移,一旦出现意外家属要受到牵累。但为了抗日,同时也为了改善矿工家属的生活待遇,经认真研究后仍决定首先进行秘密串联,时机成熟时就举行罢工。

  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联、酝酿,在大成一坑“大揭盖”(即露天采区)又召开会议,杨文清和另一名同志身穿矿工服装,在会上做了短暂的动员,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后的形势特点,指出我们矿工已经活不下去,只有团结起来与之进行不懈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会上群情激愤,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国民党不抵抗”等口号,宣布下井不干活,开始了罢工斗争。

  当时大成一坑有斜井,又有一处“大揭盖”即露天采区,各处连通,结构布局很复杂。日本人怕被打死,不敢进入,急得团团转,干瞪眼出不来煤。为了扑灭罢工烈火,日本方面的头目耍了不少阴谋诡计。先是名义上找矿工谈话,说是解决问题,实际是在探听组织领导者的底细,并企图用金钱收买,可是矿工谁也不说。日本头目又问谁是代表,说是可以进行谈判。工友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没有代表,不增加工资,我们就是不干活!”矿方没办法,在罢工的第七天,只好同意了矿工提出的条件,由每出一车煤炭的一角八分增加到了二角四分五厘。

  参加西安煤矿第一次矿工大罢工总人数近两千人,是东北抗日斗争初期最大规模的罢工之一。这次罢工虽然没有完全满足矿工们的要求,但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矿工们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信心,也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在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章。

  杨靖宇与西安煤矿

  据《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二号》档案资料记载,1932年11月,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磐石中心县委整顿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要负责磐石中心县委所辖的“海龙中心县委和西安煤矿特支工作”。

  1933年3月下旬,杨靖宇同志在西安煤矿特支书记杨文清接应下,巧妙地通过敌人封锁线,来到西安煤矿,在大成一坑的一栋木瓦工房子里住下。

  杨靖宇住在西安煤矿的几天里,逐个找党员、团员谈话,认真听取他们意见和要求,并耐心做他们思想工作,统一大家认识。同时,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矿山后,整个矿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工人怀着满腔怨愤和怒火,被迫在这人间地狱里挣扎,郁积于心中的反抗情绪犹如一堆堆干柴一点即着。杨靖宇决定通过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开展工作,组织一次矿工武装暴动,建立一支由矿工组成的抗日队伍。

  杨靖宇临离开矿山的那天夜里,在一栋木瓦工房子里召开了秘密会议,首先传达中央精神,介绍中央苏区反围剿胜利及苏区、瑞金的基本情况。然后,听取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工作情况汇报,询问矿工生活和斗争的开展情况。紧接着同大家讨论斗争的形势,研究扩大革命根据地、发动工人参加抗联队伍问题,布置工作任务。会议结束当天夜里,杨靖宇同志由矿工党员张金护送离开矿山,返回抗日游击根据地。

  杨靖宇从矿区回去不久,便带领南满游击队集中在龙首山、仙人洞一带准备攻打西安县城。由于汉奸告密,敌人从四平调来上千兵力的马队,加强西安城防。由于敌强我弱,抗联不得不放弃这次武装行动,转而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杨靖宇派南满游击队员在树杆上、电线杆上和人行道两旁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同时派出小股部队活动在西安周围,不断骚扰敌人。据辽源矿务局档案馆保存的康德八年(1941年),由日本人编纂的《西安矿业所十年史》一书记载称:“大同二年(1933年)四月,满洲事变后的残兵败将加剧匪贼化,东边道一带治安状况极度恶化,出现团匪巢窟,红军匪首杨司令为首共产红匪团来袭……”、“六月十日警察队在崔家堡子与匪交战……”、“九月十二日匪贼来袭……”、“九月十五日匪贼来袭……公司在乡人员出动……”据大同二年(1933年)九月下旬,西安县公所通报记载:“共产匪党羽杨司令红匪团来袭……”、“康德元年(1934年)一月二十一日仙人洞匪贼来袭……”、“每天传报匪贼袭来,向县城和矿山移动……”

  从1933年至1934年初,杨文清、张金等同志遵照杨靖宇同志来矿山视察时指示,特支把矿工武装暴动计划摆上重要位置,努力开展工作,决心尽早完成杨靖宇交给的任务。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不仅重视利用各种合法和有利时机,组织工人进行公开罢工斗争,在工人中开展“武装抗日,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人在党的宣传教育下,认识到只有冲出牢笼,参加抗联队伍,参与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矿区特支以及救国会(即反日大同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通过结拜弟兄、交朋友,讲故事、认老乡等办法,秘密进行串联,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积聚力量,为武装暴动做思想、组织准备,动员工人夺取日伪警察枪支,冲出牢笼,参加抗日队伍,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为组织好这次暴动,矿区特支派程明同志多次赶往磐石中心县委向杨靖宇同志汇报请示。杨靖宇同志专门派人来到矿区,领导和配合矿区特支开展武装暴动工作。

  1934年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在临江召开独立师和16支抗日队伍首领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司令。此时,杨靖宇同志见西安煤矿的暴动时机已经成熟,立即通知矿区特支开始行动。1934年3月初,特支书记大吴根据杨靖宇同志命令,在大城矿秘密召开党员和骨干分子紧急会议,对武装暴动的时间、地点、步骤和行动路线做周密安排。一面派人与南满游击队联系,请求接应与配合,一面安排专人分片进行串联和动员,委派各小组负责人做好暴动前组织工作。暴动前一天,将所有参加暴动人员隐蔽集结到大成矿一带。3月23日午夜,大成矿参加暴动三百余名工人,统一暗号准时行动。矿工们手持镐把、木棒,向预先确定的各自目标发起突然袭击,打死武装执勤的日本宪兵和警察,掐断通往各处电话线,夺取伪矿警队枪支,与前来接应的抗日队伍会合,顺利到达磐石境内,被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一大队,成为抗联骨干力量之一。

  此后几年间,西安县日本鬼子“失踪”、汉奸把头被杀事件接连发生,日本鬼子惶惶不可终日。矿山流传民谣中唱到:“杨司令,来西安,鬼子好像日卡山。坐不稳,立不安,霜打茄子格外蔫。挖煤人,心喜欢,盼望抗联打西安。”

  西安区委抗日往事

  日伪档案记载,1937年2月,中共西安区委遭到破坏,所属党员、团员、反日救国会和游击队员共59人被捕,惨遭日寇杀害。

  1935年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准备开辟新区,选定在游击区筹建西安区委,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选派宣传科长刘殿林、游击队指导员赵明信(女,又名明心,朝鲜族)等5人,带领40余名游击队员来到西安县,将夹信子区九如村五道沟(今东辽县金州乡新乐村)作为根据地,组织起“反日救国同盟会”。游击队深入农村和矿区,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揭露日寇所谓“日满协和”的阴谋,讲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平分土地,有衣穿、有饭吃的光明前景,帮助群众树立抗日信心。

  1935年3月,西安区委正式成立,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决定由刘殿林任区委书记,赵明信任组织部长。随着斗争深入,党员队伍逐渐增加,党的外围组织反日救国同盟会成员不断增加,到1936年,中共西安区委组建6个党支部,3个党小组,发展党员26名。6个党支部有:五道沟党支部,书记刘殿林(兼),组织委员郎坤山,宣传委员春阳;三道沟(金州乡新华村)党支部,书记王永才,组织委员刘路启,宣传委员郎宗跃;东棚沟(金州乡德林村)党支部,书记姜魏;石头顶子(那丹伯镇石头顶子村)党支部,书记孟宪林;十八垧(椅山乡石峰村)党支部,书记陈福玉;石峰甲党支部,书记赵景堂。3个党小组有:四道沟(金州乡新正村)党小组,组长于海楼;小五道沟党小组,组长李植;大五道沟党小组,组长郎坤山(兼)。成立4个反日救国会有:三道沟反日会、四道沟反日会、五道沟反日会、石头顶子反日会。同时,建立1个团支部,1个妇女会,组建一支200余人游击队。在斗争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区委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走街串户发动群众,通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会议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发展革命组织,壮大抗日力量。

  西安区委领导游击队,多次袭扰日伪基层政权。1935年,游击队攻打二道河子警察署,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员机智勇敢,沉重地打击敌人,活捉一名日本军官。此事惊动海龙、新京(今长春)的日寇,派出大批密探四处侦缉。1936年至1937年,游击队多次炸毁铁路桥,截断四梅铁路运输线,打乱敌人运输计划,西安县建立“对共班”专门研究对策,防范西安区委的活动和影响,日本宪兵队特务主任山崎亲自出马“肃匪”。

  在西安区委领导下,党支部、党小组积极组织党员和群众,为上级党组织和游击队传递文件、提供食宿、筹储物资、护理伤员、掩藏枪支弹药,多次在清源、梅河、柳河、西安一带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石头顶子党支部建立后,支部书记孟宪林带领党员,召集进步农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抗日道理,为游击队提供食宿,提供药品和鞋袜等物资,担负护理、洗血衣、送饭、提供情报等任务,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伪势力。

  1937年2月,中共西安区委遭到破坏,所属党员、团员、反日救国会和游击队员共59人被捕,惨遭日寇杀害,使我党地下组织遭到重大损失。西安区委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党员、游击队员安全转移到伊通县境内,保存党的有生力量。

  东丰县委抗日工作队

  日本侵略者强化法西斯统治,烧杀抢掠,归村并屯。1936年夏末,由赵科长(名不详)等人组成的县委抗日工作队,来到东丰县那丹伯石头顶子、老窑坑、向阳屯一带宣传抗日,组织抗日会,培养革命骨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斗争。

  石头顶子距那丹伯约15华里,距东那公路4.5华里,此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是一个开展抗日斗争较为理想的根据地。

  抗日工作队到石头顶子之后,利用各种方式向农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救国救民义举,不断扩大宣传教育和抗联活动的影响,使人民群众觉悟提高很快。孟宪林、胡相勤、王升、苏秀山等人主动上山给抗日工作队送饭、送日用品,送情报,有的还参加抗联游击队。工作队经常吃住在一些较为可靠的群众家里,培养和发展孟宪林、胡相勤为中共党员,并建立党支部,孟宪林任支部书记,确定他的家为秘密联络站。此后,中共石头顶子地下支部抗日人数不断发展壮大。

  1937年1月23日,磐石中心县委负责人陈文斌、青年部长宋明植,在伊通小杂木沟工作时,被营城子伪警察、自卫团逮捕。伊通县伪警务局、日本宪兵队分驻所威逼利诱,宋明植叛变革命,供出陈文斌的身份和秘密活动地点。1月26日,新井宪兵队公主岭分队、伊通县日本宪兵队、伪警察、伪自卫团,让宋明植带路,直奔小杂木沟山寨,突然袭击抗日工作队。危急时刻,赵科长及时接到情报,带领工作队向石头顶子转移,敌人扑个空,气急败坏地烧毁山寨。

  工作队在撤退过程中遭到袭击,19人的工作队有8人牺牲,到达石头顶子仅剩11个人。当时正是冰封大地的腊月,饥寒交迫,危险不断向他们逼近。支部书记孟宪林的家住在石头顶子后沟,地处偏僻地带,是工作队安全隐蔽地,工作队来到孟宪林家里。为躲避敌人追捕,每天夜里到孟宪林家里吃饭、休息、暖暖身子,天亮前再回到山里。

  东丰县伪自卫团的孟兆顺、金有良、杨春福三个特务,一直在寻找工作队。1月28日,他们发现工作队行踪,于是坐着一副马爬犁,到县伪自卫团的佟团总那里密报。汉奸佟团总得到情报,问明工作队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后,急于请功领赏,忙向那丹伯伪警署代署长杨继武、指导官日本人关根伊次郎报告。那丹伯伪警署代署长杨继武立即联系东丰县伪警务科,出动警察对工作队进行围剿。1937年1月29日,天刚蒙蒙亮,佟团总带着伪自卫团,伪警署杨代理署长带着伪警察共30多人,骑马向石头顶子扑来。到后沟沟口,狡猾的敌人寻着雪地上的脚印向山上摸去,发现山上火光,立即分散对工作队包围进行偷袭。

  数九隆冬,滴水成冰,抗联战士刚从孟宪林家里出来,正在地窝子里烤火,敌人在一步步逼近,他们却全然不知。突然,山腰中“啪”的一声枪响,岗哨发现敌情忙鸣枪报警但为时已晚,敌人疯狂地冲到山凹处。石头顶子山无险可守,大家只好边打边撤,最后撤到孟宪林的家里。赵科长带领工作队,以房屋为掩护和敌人展开激烈枪战,不断射出一颗颗子弹,一个个敌人倒下,这时又有伪警察赶来增援。赵科长带领3名同志掩护,孟宪林带着8位同志向后山西北方向突围。

  孟宪林带着8位同志从后窗跳出,消失在林海雪原之中,赵科长自己带领3名同志在屋内奋力反击,但终因弹尽粮绝,枪声停止,敌人将屋子团团围住。当赵科长带领同志从后窗跳出时,一阵乱枪下3名同志倒下,鲜血顿时染红了雪地。当天,敌人将3名工作队员的尸体运回到那丹伯街。伊通县日本宪兵队带着叛徒宋明植来指认3具尸体,认出分别是赵科长和工作队员刘西法、金保云,敌人仍不罢休,继续去石头顶子一带搜查突围出去的8名工作队员。当晚8点多钟,从石头顶子突围出去的刘书林,在西安县仙城附近被伪自卫团逮捕。在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下,刘书林供出孟宪林、胡相勤等人的藏身地点。2月6日晚,孟宪林、胡相勤被俘。孟宪林、胡相勤面对残暴的日本宪兵,坚贞不屈,最后惨遭杀害。

  抗日志士牺牲,石头顶子党支部被破坏。然而,就在他们身后,在烈士血染的东丰大地上,又不断萌生出一个个党的地下组织,给日伪势力以更加沉重打击。

  西安煤矿工人的抗日斗争

  1937年初,中共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特支失去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特支工作转入低潮,但党的影响仍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主张和共产党人的反侵略精神仍成为矿工自发斗争的巨大动力,矿工抗日热潮方兴未艾。

  日本侵略者煤炭需求量迅速增加,拼命强化法西斯统治,加大矿工劳动强度,引起西安煤矿矿工极大愤恨,以上班不干活,干活不出力,或者大家睡觉,扯闲篇儿进行无声反抗。磨洋工时,矿工派人在日方管理人员、把头、监工来的必经之路隐蔽处放哨,一有情况就使劲咳嗽,或者敲铁管子。日方管理人员、把头、监工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视其为可疑的人,轻则殴打、处罚,重者送宪兵队、思想矫正院进行刑讯、处死,甚至扔进狼狗圈让狼狗活活咬死,有不少工友为此而丧生。但是,压迫越重,反抗越烈,矿工们前仆后继,反抗斗争一直继续。

  王德魁是富国矿二坑的青年矿工,原籍山东,生得膀大腰圆,力气过人,脾气火爆,爱打抱不平,在矿工中很有威信。有一回,溜掌子的(即巡回监工)日本监工隋野任意殴打工友,王德魁带领大家把隋野一顿痛打,然后先发制人,抢先到坑口日本井长那里去告状,说隋野无缘无故打人,活干不下去了。日本井长怕引起更大麻烦,只好采取让步做法,把隋野训斥一顿。这件事使工友们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行动起来,从“磨洋工”发展到破坏机器设备,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39年秋,左家柜矿工沈殿元因为索要被拖欠工资,遭到把头殴打。沈殿元带领工友包围坑口牌子房,把日本官员古庄等围堵在屋子里,吓得他们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躲在屋子里往外打电话求援。工友们掐断电话线,打碎玻璃窗,砸开房门,闯进去把牌子房砸个稀巴烂,把姓张的外勤、日本监工古庄等人狠揍一顿。古庄等人吓得钻到写字台底下,屁股露在外边,大家就用脚踢,用灯盒子砸,灯盒子淌出来的硫酸把日本人的皇马裤烧坏。

  1940年,矿山押来一批所谓“特殊矿工”。这些“特殊矿工”是日军“扫荡”中被捕的东北抗日联军,以及关内抗日战士。当时矿上缺窑工,日本人就把他们用闷罐车拉到西安煤矿,强迫下窑挖煤。“特殊矿工”由日本军警武装看管,被置于特殊的监狱里,上下坑口途中均有武装人员监押。“特殊矿工”不怕死,敢斗争,敢反抗,总是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鼓动,甚至教唱抗日歌曲,使矿工群众深受鼓舞。矿工们对这些抗日义士既敬佩又同情,自主成立营救组织,研究制定计划,暗中策划他们逃出火海,最后决定采取调虎离山办法营救这些抗日义士。一天夜里,矿工们故意闹事,引来看押“特殊矿工”的日本军警,这些抗日志士趁机冲出大房子,穿过铁丝网,消失在夜色中。日本军警发现时,“特殊矿工”早已钻进密林。

  1943年8月,左贵以特殊方式秘密组织一次蹬钩矿工罢工。泰信一坑青年矿工左贵联络一些工友,把井下打信号用的铁丝栓在矿车帮子上,车一动,电铃就响个不停。铃声是停车信号,听到就得马上停车。大家这儿也栓,那儿也栓,弄得常常是一个班一个班不出煤,日本管理人员和监工下井去检查,什么也查不出来。同年,左贵把泰信一坑十几名蹬钩矿工召集到一起,隐蔽在坑南面老君庙山上,坑口连一块煤也运不出来。日本人只好派两个日本练习生(实习生)去干,结果跑车,棚子被撞倒好几架,水砂充填管子也被撞碎,造成全面停产一月有余,煤炭少出一万多吨。

  西安煤矿矿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是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有机组织部分,矿工们用自己行动谱写出辽源煤矿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他们业绩,是屹立在辽源人民心中不朽的丰碑。

  西安煤矿工运记忆

  据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工会史料记载,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工作队进驻西安煤矿,成立矿区总工会,组织和依靠工人开展工运工作,为恢复西安煤矿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西安煤矿职工总会的《西安煤矿工会工运汇报》,详细记录了开展工运工作情况。

  1945年9月30日,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局派出张伯良(离休前任江西省宜春地区城建环保局局长)、张平(离休前在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等同志组成工作队接管西安(今辽源)矿区,开展工运工作。1945年11月,矿区总工会成立。张伯良任总工会主任,王子云任组织委员。总工会下设六个分工会,即富国、大成、仙城、东城、泰信一坑、泰信三坑各分工会,同时组织建立工人自卫队。矿区总工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人开展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疯狂掠夺,西安县(今辽源)煤矿田遭到日伪和战争破坏,矿井千疮百孔。日本投降后,矿区15对斜井大部分发大水封闭,矿井总浸水量达230万立方米,3,509条巷道因发水被封闭,电机等重要设备和生产工具遗失严重,几个人合用一盏矿灯。有人说:“集中开个会,动员大家献献工具。”矿区总工会接受这个建议,动员工人把工具献出来。工人们积极响应,献出大批镐、锹、经纬仪、电机、矿灯,还有图纸等。有生产工具,生产得到恢复,但煤销不出去。于是,矿区总工会召集工人代表,选出可靠的人去推销煤炭。不久,销路打开,工人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总工会威信也逐步提高,许多工人纷纷来谈情况,提出恢复生产建议。1946年5月5日,《辽东大众报》以《工人参加煤矿管理西安煤矿增加三倍》中报道:“西安煤矿工人在我民主政府领导下,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生产量较前增加三倍以上。”

  这时,暗藏敌人蠢蠢欲动,组织“西安煤矿自治委员会”,从局到各矿安排“接管”人员,企图配合国民党进攻西安煤矿。该组织成员多数属于日伪统治时期旧职员和旧军政人员,头目祖光勋是日伪时期九个县的劳工大队长,罪大恶极,血债累累。1945年12月21日,总工会决定以矿为单位,对“自治会”反革命组织骨干进行抓捕,分头进行审讯。事后,除祖光勋被镇压以外,对其他成员进行教育后释放。

  正当广大煤矿工人刚刚尝到解放喜悦之时,1946年5月21日,矿区总工会按照东北局指示实行战略转移,除刘传儒(后任辽源矿务局副局长)等工人骨干留在矿山外,其余同志撤离西安矿区挥师临江,同时,国民党部队占领西安。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室派遣潘继武等人接管矿山。11月,国民党中央资源委员会派程宗阳取代潘继武为总经理,成立西安煤矿有限公司下设9处、5矿(大成、富国、泰信、东城、平岗矿)、29个科室,沿袭旧有36家大柜,并且增加国兴泉、邵寿臣两家大柜。采煤方法沿用日伪时期打冒顶、吃煤柱方式,致使许多巷道坍塌,采区冒顶和发火,煤炭产量急剧下降,1946年仅生产煤炭23.4万吨,1947年产煤26.9万吨。

  1947年4月,国民党西安煤矿有限公司泰信矿矿长沈祖洪以财务处无钱为借口,托欠工人工资,造成矿工无法生活。另外,国民党接收“各大员生活特别豪华,将钱用于私人方面”,引起工人极大不满。刘传儒等同志趁此机会秘密发动工人,于4月20日开始罢工,要求补发工资。此次罢工给国民党“接收各大员”以沉重打击。

  1947年夏季,我军第二次解放西安县,西安煤矿在辽东分局和辽东二地委领导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矿工,开展大规模的民主改革、恢复生产运动。根据矿区分散的特点,为加强对西安煤矿民主改革运动的领导,决定成立富国、大成、泰信、东城四个矿工作队。泰信矿靠近市区,煤炭产量高,人数多,情况复杂,陈耕夫同志带领工作队来到这里蹲点,住在泰信矿机修厂一间小房子里与工人朝夕相处、调查研究、访贫问苦,不到两个月时间,吸收70多名矿工作为工作队队员,培养工人积极分子3000余人。工人积极分子站岗、放哨、巡逻、监督坏人,成为工运骨干力量,在泰信一坑工作组组长苏醒同志带领下,挖出枪支数十支,子弹数百发,手榴弹数枚。

  1947年11月,开始诉苦运动,倾诉阶级苦血泪史,揭发压榨工人最厉害的汉奸、把头、伪官吏种种罪行。为挖出潜伏在矿山的伪警察、外勤、汉奸、把头提供了有利条件。同年12月上旬,抽掉100余名骨干举办训练班,工作队领导范政、苏醒等同志分别给训练班工人同志上课。骨干训练班结束当晚,按照上级指示,工作队将在矿区进行一次抓捕行动。为防止走漏消息,学员全部集中在矿区东山红楼住宿,分成30余个小组,每个小组3个人,其中有1人携带武器,两人负责捆绑,按照应捕名单分片包干责任。当夜,工作队秘密分头从矿务局本部出发,午夜一点钟统一行动。

  据辽源矿务局档案馆保存的《西安煤矿工会工运汇报》档案中,对这次抓捕行动进行记载,“在结束前一天,使开始行动起,由干部分工,具体掌握各矿坑口坏蛋,大部无一漏网,共捉209余人”,其中“太信矿103人,富国矿60人,大成矿18人,东城矿26人。”按照党的政策予以区别对待,对民愤极大、血债累累的40名把头、汉奸、伪警察、外勤给予处决。对一些罪恶不大、民愤较小的经教育后向工人赔罪道歉,交由工人监督劳动改造,做自食其力劳动者。

  1948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分赴西安煤矿,将西安发电厂和西安煤矿合并,成立西安矿电委员会,由阎沛霖任经理,汪德芳任副经理。两个月后,矿山与发电厂分立,设西安煤矿公司。1948年10月1日,成立西安矿务局,刘汉生任局长,下设大成、泰信、富国、东城4个办事处。

  西安矿务局积极响应东北人民政府、东北煤矿总工会发出:“抓紧煤炭的生产,解决铁路交通和工业生产能源问题”、“多出煤支援前线,保证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开到哪里。火车开到哪里,煤炭供应到哪里”的号召,迅速掀起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增产立功运动。矿工们积极排难除险,使矿区民主改革、恢复生产运动顺利进行,仅大成一坑就抽出井下积水几百万立方米,清理坍塌土石方数万立方米,到辽沈战役之前,西安煤矿产量已恢复到日伪统治时期最高水平。1947年,产煤26.9万吨。到1948年就提高到69万吨。1949年,煤炭产量127.95万吨,占吉林省煤炭总产量41.39%,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和国民经济建设的恢复。

  1949年8月16日到23日,西安煤矿隆重举行庆功大会,对259名劳动模范功臣进行奖励。东北日报社记者曾在西安煤矿采访民主改革、恢复生产运动情况,撰写的题为《西安煤矿调整劳力效率提高》的报道发表在1949年4月3日《东北日报》上。

  [人物篇]

  日伪统治的十四年间,辽源这块黑土地上,无数爱国志士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 不甘当亡国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顽强抗争。“矿工胆”张金、民众抗日的“领路人”刘殿林、宁死不屈的孟宪林、举旗抗日的常永林、爱国商人魏治安,以及辽源藉解方、于权伸、赵明信、徐云卿、张锦春等抗日英烈,用自已的鲜血,甚至是生命谱写一曲曲爱国主义壮烈的篇章,他们抗日救国业绩世人传诵,永照人间。

  呈请取消日本开矿权第一人丘旷

  据档案资料记载,时任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公司采矿科技师兼主任丘旷,对日本人开办的泰信、健元、健兆等煤矿倍加留心,明察暗访,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形成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并呈请奉天省政府依法维护国家权益,尽快取消日本在西安煤矿开矿权,人称“取消日本在西安煤矿开矿权的第一人”。

  丘旷,原名伯琮、国琮,字念台。光绪二十年(1894年)3月31日,出生在台中潭子乡大埔厝,祖籍广东潮安。丘旷14岁时加入中国同盟会。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回国,就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后北赴东三省兵工厂担任技师。民国十六年(1927年),出任西安煤矿公司采矿科技师兼主任。

  丘旷从小天资聪颖,在他5岁时起,丘父开始教以诗文,灌输民族思想。当时社会上革命思潮到处涌荡,14岁的丘旷经教师丘君实介绍加入同盟会,立志献身革命事业。民国二年(1913年)二月,丘旷赴日深造,初入日本成城中学。民国八年(1919年)秋,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物理科,次年转读工学部采矿科,从事各种矿场研究,获得工学学士。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加入东三省兵工厂,担任审检处副技师。民国十五年(1926年)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庭,委任他专办开矿、收复外国人在东北的开矿、主办勘矿等事宜。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奉天省长公署、东三省兵工厂、奉海铁路公司联合发起合并西安私有煤矿,成立官商合办的“西安煤矿公司”,以抵制日本经济渗透和掠夺。四月,丘旷带勘查组一行,奉命来到西安县。勘矿任务以丘旷与瑞典技师丁格阑为主,会同西安县技师张继芳,走遍西安矿区,重点详细勘察了利华、宝兴、富国、缸窑、裕兴、永记、富华、宝华、大成等十四家煤矿公司,对矿产区域、煤层煤质及产量前景,做了详细的调查,形成详细的调查日志多份,同时呈报奉天省公署。这些调查日志的形成,为日后西安煤矿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此间,日本人开办的泰信、健元、健兆等煤矿不顾中国法律,任意越界开采煤炭,强占土地。日本窑的强盗行为引起中国华窑和当地住民的极大愤怒,纠纷不断,械斗事件时有发生。丘旷得知此事,对日本人开办的煤矿倍加留心,明察暗访,发现日商违背矿业条例、任意开采的真相。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丘旷将调查形成详实的报告,呈请奉天省长公署依法维护国家权益,尽快取消日本在西安县的开矿权。

  奉天省省长臧式毅接到丘旷的呈请,对日商“违背矿业条例,任意开采”感到十分愤慨,并赞同其建议,呈文:“顷接兵工厂派赴西安查探及筹办,煤矿技师丘旷呈文壹件,内称日商违背矿业条例,任意开采,应行取消矿权。请依据条例,切实取缔等语。查核所陈尚有见地,特捡原件呈送,请查照核实为核此事勋,令实业厅并西安煤矿公司查复核准。”但由于奉省军政害怕引起外交纠纷,避免乱世添乱,未能取缔日本人的开矿权。同年,丘旷受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庭之委任,担任西安煤矿公司采矿科技师兼主任,时值33岁。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丘旷辞职离开西安煤矿返回广东,筹措资金,自办煤矿。同年被两广政治分会聘为建设委员,制定“开发两广矿业计划”建议书。次年受聘粤省府顾问,民国十九年(1930年)兼任广东省立工业学校校长。上海“一二八”战事爆发,十九路军英勇抵抗,丘旷带队慰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他转往热河、张家口等地慰问西北军冯玉祥部,促其坚定抗日决心。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八月,丘旷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开始。丘旷以中山大学教授身份,访问驻军各级将领,鼓励抗日。十月,应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之邀,帮助运筹东江抗敌计划,让丘旷承担惠、潮、梅等25个县的民众训练,并成立东区服务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聘丘旷为司令部少将参议,正式转为军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丘旷随军驻扎在广州外围罗浮山南麓,从事防御日寇、安抚民众等工作,先后达六年之久。同时,他为推动战时小学计划,以惠州以东的横坜为中心,推展至惠阳、博罗、紫金、河源等县区, 先后成立小学45所。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开罗会议决定台湾归还中国,国民中央政府准备接收工作,任命丘旷为国民党台湾直属党部执行委员,台湾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他时在福建永安,闻讯急返广州,从事安抚台胞工作。台湾光复后,丘旷任台湾省执行委员,次年受任为监察院监察委员。

  1947年,丘旷任台湾省政府民政厅长,省党部主任委员、监委。1949年任“总统府资政”及国民党中常委、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67年病逝于日本东京,终年73岁。

  西安煤矿特支发展的第一名党员张金

  张金(又名陈润田),是中国共产党在辽源地区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是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工人运动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被矿工称为“矿工胆”。

  张金,原名陈润田,1909年生于河北省永年县小龙马乡何营村,193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冬被选为中共海龙中心县委委员,担任第二任西安煤矿特支书记。在此期间,他多次领导工人罢工,发展3名党员,13名青年团员,其中有的被推荐到抗日队伍,直接参加武装斗争

  日本侵略者为多出煤多赚钱,残酷地压迫剥削工人,大成一坑将工人的工资由原来每出1车煤4角5分钱,降到1角8分钱,这引起工友们强烈不满。面对这个情况,张金秘密组织,待时机成熟举行罢工。1932年3月2日,工友们按照张金通知,陆陆续续地聚到大成一坑露天采区。张金问大家:“咱窑哥们已经活不下去了,咋办?”工友们群情激愤异口同声地说:“不干了!”一致决定立即罢工,不达目的决不复工。

  大成矿是当时西安矿区产量最高、人数最多的矿,一坑又是大成矿最大的坑口。大成一坑工人罢工,很快波及到全矿区,泰信、东城、富国各矿都开始响应,参加人数已近2000人,矿区陷于全面停工,使日方十分恐慌,严令西安采炭所迅速设法复工。

  张金带领一些骨干把守坑口一带的通路,不准日本把头、监工和外勤入内。全体工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说:“你们敢来,想当狗腿子,就揍死你!”吓得外勤、把头一个个躲得远远的。罢工第7天,日方迫于压力,只好让步,接收工人复工条件。西安煤矿特支认为,这次罢工已经取得胜利,为保存力量,不暴露骨干,决定复工。

  把头公开克扣工人,给大家吃剩饭和霉米做的饭,张金组织工友们用怠工来抗议。一天,一个姓王的把头看工人不上班,就到工房来找。工友们说:“净让我们吃剩饭、拉肚子,不能上班。”王把头硬说饭没坏。张金把王把头拽过来,叫他亲口尝尝,王把头硬是不尝。工友们有的堵住门,有的往他嘴里塞发出一种怪味的霉米饭,王把头终于屈服,只好依照工友们要求,保证今后再也不给工人吃霉米饭。

  1933年7月,张金奉命离开矿区,赴苏联学习。解放战争时期,被派回东北,先后担任黑龙江拜泉县县委委员,建国联合会主任,黑龙江省政府科长,神树工矿办事处主任,北安电业局副局长。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电业工会东北区委员会主席,中国电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水利电力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81年2月25日,于北京病逝,终年72岁。

  常永林举旗抗日

  辽源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西安县公安训令第1248号函》档案记载:西安县政府委任“常永林为联合村自卫团总指挥……,暂借农会内办公……。”1932年4月,在东北人民抗日高潮中,常永林放弃自家产业,毅然决然参加辽宁民众自卫军,投身到抗日洪流中。

  常永林,字秀山,1888年9月29日出生于辽宁省清源县。童年入私塾学习,1909年定居西安县,同年到县城的“同仁达”药铺学徒。满徒后,与刘成久合开药铺。

  1918年后,常永林用挣来的钱,先后在县城开设了大车店、粮店、烧锅和果香铺,还购置土地200多垧。常家成为当地的殷实富户。常永林在经营产业中,为人直率坦诚,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受到各界人士好评,先后被推举当选为西安县商务会会长、农务会会长及店行会会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西安县县长王桐惧怕逃跑了,公安局局长戴东藩代理县长。

  1931年12月4日,日本关东军派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坐火车来做“接收”西安县的先遣人员,首先要“接收”西安煤矿,戴东藩闻讯后召开会议准备迎接日本人。在这个当亡国奴还是不当亡国奴的会议上,有的绅士屈于侵略势力,主张出城迎接日本人。而当时身为三会会长的常永林据理力争,坚决反对,毅然地掏出手枪说:“谁要敢出城欢迎日本人,我就毙了他!”常永林的正义言行博得了大部分与会者的支持,使代理县长没敢做出迎接的决定。据《东辽县志》常永林当时还组织商界群众前往西安火车站举行抗议“接收”的示威游行,迫使日本人没出站就返回了长春。日本侵略者非常震惊,在报纸上用日文报道了这件事。

  1932年正月,东北抗日救国会派宣传部长车向忱秘密来到西安县城,对常永林的义举大加赞扬并鼓励他组织一支抗日武装。1932年2月,常永林率亲朋好友30余人,携大小枪只20多支,由灵神庙(凌云乡)文官屯出发,宣布组建队伍,起事抗日。经渭津、辽河源、大兴镇到东丰县大杨崴子的途中,人数就增加到千余人,很快就发展到三千人。他们手执扎枪、大刀、肩扛土枪、洋炮,活动在西安县、东丰县转战于西丰、磐石、梅河口、抚松等地打击日伪军,抗日队伍一路所向披靡,军威大振,使日伪军心惊胆战。

  1932年3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总司令唐聚五正式将其收编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二路军,委任常永林为第二路军司令,授少将军衔。唐聚五司令拨七百多名骑兵队,归常永林领导。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二路军下辖三个团,开始分别驻扎在梅河口以西的黑山头、六八石、杏岭三处,旨在截击日本侵略军的东进。二路军官兵曾在王二爷大窝棚与日本侵略军交战,拆毁黑山头东西十余里的铁路、夜袭山城镇的日伪军。曾截取过南花园日伪军的服装和大量武器。曾采取游击战术打击山城镇、二龙山、草市、大杨崴子的日伪军。曾配合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击败过进犯的伪军邵伯良部队。

  据《东辽县志》记载,1933年春,常永林率二路军分三路攻打日伪军占领的西安县城。一团由东丰县黄泥河子进入西安县辽河源、夹信子(安石镇),攻县城北部,二团由东丰县大兴镇进入老虎窝(渭津)灵神庙(灵云乡)攻打县城南部,三团由东丰县杨木林子,进入大夹槽子(石驿镇彩岚村),梨树河子(安恕镇),攻打县城西南部。此次战斗,为东北抗联在扫清外围的战斗中,给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这次行动鼓舞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安人民,震慑了驻县城的日伪军。常永林还曾指挥二团战士奇袭驻守辽河源的日伪军,使其伤亡严重。而后,他率领的二路军将士受到日伪军的疯狂追剿。军中弹药严重不足,官兵生活异常艰苦,凛冽的寒风中仍身着单衣,吃糠咽菜也难以果腹,在这种情况下,这支抗日部队不得不转战于辉南、靖宇、抚松一带与唐聚五部汇合进行抗日,开展游击战,处境十分艰难。由于唐聚五部队在八道江抗战失利,弹药不足、给养短缺、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力量,被迫离散。常永林把军旗和委任状藏在一个山洞中,以备重振旗鼓、再振军威,然后只身偷偷返回西安县。

  1936年,为躲避日伪反动政府的追捕,常永林化装成和尚,偷偷地带着家人到了北京,靠东北抗日救国会的资助隐居。在其隐居期间,汪精卫曾派人对其引诱劝降,但他严词拒绝说:“我不当亡国奴,更不会做汉奸!”

  1944年,常永林回到西安县,受到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署的审讯毒打,面对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敌人问他为什么反满抗日?他说:“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后被党的地下组织秘密营救,而幸免遇害。

  1954年常永林当选为东辽县第二届人大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当选为政协东辽县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63年当选为东辽县第五届人大代表。1976年10月病逝于东辽县凌云乡文官村,终年89岁。

  宁死不屈的孟宪林

  1937年5月3日,一辆囚车从西安(今辽源市)日本宪兵队开出,车上的孟宪林被五花大绑,堵着嘴,蒙着眼,面临死亡,他毫无惧色。凶残的日本兵把他投入了狼狗圈……

  孟宪林,1913年生于伊通县一个农民家庭,后来迁居到东丰县那丹伯的石头顶子村。“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开始活动在磐石、伊通、海龙、东丰、西安一带。在抗日洪流的影响下,孟宪林加入了抗联队伍。

  1934年春,孟宪林与东北人民革命军取得联系,为人民革命军当向导,购买药品,向群众宣传反满抗日,带领群众抵制日伪法令和日本货币,拒绝缴纳捐税,还发动群众为游击队做军鞋、送粮食,动员群众参加人民革命军。

  1936年7月,在东北抗日联军主力军实行战略转移、斗争环境日益艰险的情况下,孟宪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石头顶子党支部书记。该支部隶属于磐石中心县委西安区委,他的家被确定为磐石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络点,秘密接待检查指导工作的磐石中心县委领导,为游击队提供食宿、捐献钱物、进山送饭、护理伤员等。此外,在东丰县的那丹伯,伊通县的营城子、横道河、伊通镇,西安的县城、头道沟、二道沟等地,积极向农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道理,组织和带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1937年初,日本帝国主义施行“东边道大讨伐”,斗争环境更加恶劣。1月26日,磐石中心县委游击队多次遭到日伪军警袭击,被迫转移到石头顶子。孟宪林为他们烧火做饭、站岗放哨。1月29日,游击队被敌人密探发现,遭到伪自卫团和日本军警的包围袭击。游击队员刘书林被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向日本宪兵队供出孟宪林。日伪出动大批兵力搜捕石头顶子沟的游击队员、党员。2月6日晚,孟宪林等8人被捕,押送到那丹伯伪警署。

  日本宪兵队对孟宪林施以严刑,逼他说出地下党员和游击队的下落。孟宪林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浸透了棉衣,但始终没吐露一个字。敌人不甘心,又把他押到西安日本宪兵队继续施以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秘密,被残忍杀害,年仅24岁。

  民众抗日的领路人刘殿林

  据日本留下的日伪资料档案记载,在昭和九年(1934年)刘殿林入党,组织西安区委,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赤化宣传,策划反日。

  刘殿林,又名刘树启,1904年出生于东丰县黄泥河子一个农民家庭。读书时成绩优异,以总分第一名考入初中,后因家境贫寒,不得不中途辍学。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他毅然参加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科长。1935年春,根据磐石中心县委关于开辟新区工作的指示,创建中共西安区委,在西安县开辟游击区,刘殿林担任区委书记。

  1935年3月,刘殿林带领赵明信(女,朝鲜族)、黄布知等同志,在磐石中心县委游击队40多名战士的护送下,来到地处东丰、伊通交界的西安县(今辽源市)九如村五道沟,落脚在自耕中农笪春阳的家里。同年3月,中共西安区委正式建立,刘殿林任区委书记,赵明信任组织部长。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许多群众觉悟起来,先后秘密深入到五道沟、四道沟、三道沟和车棚沟等地,动员教育群众,串联、组织抗日积极分子,分别建立起“反日会”。1935年7月至12月,秘密发展了反日会员郎坤山、老石、于海楼等人为中共党员。先后发展26人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了6个党支部、4个反日会,一个团支部、一个妇女会,这一系列工作得到了磐石中心县委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1935年夏,刘殿林多次派人侦察,探明了二道河子伪警署共有30多人及武器装备等情况,研究决定夜袭二道河子伪警察署。为确保战斗胜利,对攻击线路、时间和信号等做了全面安排。当晚,刘殿林率县、区游击队员60多人分两路从四、五道沟秘密出发,至午夜12点形成了对伪警署的三面包围。由于袭击敌人的岗哨而惊动了敌人,一时间枪声大作。一个警察忙打电话求援,不想电话线已被我队员切断。顷刻间,敌人死伤多人,已无心恋战,无奈日本指导官挥舞指挥刀拼死督战,伪警察们只是硬着头皮胡乱放枪,最后实在难以招架不得不狼狈逃窜。日本指导官身边的几个人被打死后,刘殿林上前将其生擒活捉。这一仗,伪警察死伤10多人,被俘3人,缴获长短枪10多支和一批子弹、衣物、粮食等。

  攻打二道河子伪警署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和群众抗日的勇气,打击了日伪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使长春日寇警备中枢异常震惊,他们从山城镇增调宪兵队,又派出大批侦探四处侦察,妄图捕捉刘殿林和游击队员。西安日本宪兵队特务系主任峙崎太郎亲自指挥,专门建立“讨共班”搜集情报,研究对策。此后不久,磐石游击队在蒙古大顶子、大黑背、高丽墓子等地同伪自卫团、日寇讨伐队打了几次遭遇战,每次游击队都是在刘殿林领导的西安区委的掩护下安全转移。

  1936年10月,日本宪兵队又将五道沟反日会长高富抓获,重刑下,叛变投敌,向敌人供出了西安区委的部分情况,暴露了刘殿林的真实身份。刘殿林得知这一情况,安排各支部转移到外地,自己才在群众的掩护下,化装躲过敌人搜捕,转移到磐石红岗镇。

  1937年1月至2月间,敌人进行了两次大搜捕,被捕西安区委的党员、反日会员及进步群众共59人。日本宪兵队在审讯中全面掌握了刘殿林的情况,将刘殿林的画像在各县张贴,悬赏缉拿。2月7日,刘殿林在磐石县寻找中心县委的过程中被日寇逮捕。

  日本宪兵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刘殿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暴露丝毫组织机密。日本宪兵队队长英岗高治将其关押在磐石,1937年4月请示新京(长春)日本关东军总部后,将刘殿林杀害,年仅33岁。中共西安区委书记刘殿林虽惨遭日军杀害,但他的抗日救国英雄业绩将永垂青史。

  投笔从戎驱倭寇的贾巢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丰县的爱国志士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与日寇展开英勇斗争。那丹伯小学校长贾巢阁,就是众多抗日志士当中的一个。

  贾巢阁,原籍辽宁省新城县,1900年6月生于东丰县沙河镇。贾巢阁祖父是位私塾先生,幼年时在祖父的教导下识字读书,至少年时便能习诵经书。辛亥革命后,考入省立第五师范学校。

  贾巢阁毕业后,到第十区那丹伯小学任教,1929年任该校校长。在任期间他热心办学,整饬校纪,使那丹伯小学校名气大振,吸引了营城子、苇子沟、蛤蟆塘、十八道、杜家窝铺等村屯的学龄儿童前来就学。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民众抗日斗争风起云涌,贾巢阁萌发出组织抗日自卫军的念头,1932年6月10日,率本校十余名教师、学生加入赵锡久的抗日救国民众自卫军,贾巢阁任参谋长。贾巢阁亲自带人在沙河镇、那丹伯铁匠打造大刀、长矛,收缴地主富豪枪支弹药,缴纳军粮,活动在沙河镇、那丹伯、营城子、伊通一带,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打败侵略者、复兴中华、救国救民的道理。自卫军军纪严明,帮助农民耕种土地,因而使自卫军深受群众拥戴,民众纷纷加入,仅仅两个月时间,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

  抗日救国自卫军建立不久,便向东丰县伪县长王瀛杰发出电文,正告王瀛杰不要顽固坚持亲日立场,除奸报国。王瀛杰不但对自卫军的正告置之不理,反而调动敌伪武装,不断向自卫军进攻。面对极为嚣张的反动势力,自卫军决定攻打东丰县城。

  1932年8月13日上午,贾巢阁等人率队伍会同辽宁民众自卫军夏福星等部,分三路由沙河镇、黄泥河、中育、桦树河子等地出发,于8月14日包围东丰县城。第一路以大刀队、长矛队为先遣队,由东丰北门攻入县城,占领了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第二路进攻东丰县城官当街,驻县城的伪警察出来迎战,伪中队长上官华被自卫军击毙。自卫军边战边向东转移,与第三路会合后进攻伪警察骑兵中队。

  贾巢阁手持大刀冲在自卫军队伍的前头,向敌伪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给日本鬼子当汉奸!”、“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伪军官兵听后深受触动,举枪对空鸣放,炮兵向空地发射炮弹,伪警察骑兵中队也闭门不战,至使自卫军趁势直攻到城内伪县公署附近,伪县长王瀛杰慌忙给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打电话求援。于芷山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乘火车火速赶到东丰县城,分东西两路包剿自卫军。在武器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自卫军不得不撤出战斗。自卫军撤退时,贾巢阁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于东丰县城北门外,年仅32岁。

  贾巢阁牺牲后,民众自卫军在黄泥河举行追悼大会,东丰县各路义勇军代表和各界人士参加。贾巢阁灵柩前的挽联上写到:“抗日救国正气凛然与天地共存,义勇杀敌迎风壮烈同日月齐光。”

  抗日豪杰白锡九

  “九•一八”东北沦陷以后,东北人民不甘当亡国奴,1932年,爱国青年白锡九在东丰、海龙、柳河一带组织抗日武装,拉起抗日队伍。

  白锡九,1904年生于东丰县三合乡鹿圈沟。“九•一八”事变前,结识了王凤阁,成了亲密的朋友。

  王凤阁,字阿停,1895年生于吉林通化,曾任东北军十二军十一师五十八团上尉副官,后厌恶军阀间的混战,辞职返乡。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王凤阁义愤填膺,于1932 年4 月组织爱国志士成立辽东民众抗日自卫军,任第十九路军和第三方面军中将司令。此时,王凤阁找到白锡九,建议他组织抗日武装。

  1932年春,白锡九在海龙河洼一带组织成立大刀会,首先在柳河县下水道一带缴了日伪武装田德胜团的100多支枪后,攻打海龙镇,一直打到镇中心,不料遭到强烈阻击,只好退出,回到河洼重振旗鼓准备再次攻打东丰县城。

  1932年7月,白锡九从河洼返回了鹿圈沟,大刀会成员也随后陆续到鹿圈沟聚齐,将大本营设在三合靠山村。7月10日,参加攻城的海龙河洼的300多人,与三合、金川的农民武装会合,大刀会成员近千人。白锡九带领这支武装从鹿圈沟,路经十间房到东丰镇的东烧锅,攻打东丰县城。10时,大刀会如神兵天降,杀声震天,一个个手持红缨枪鱼跃而上。东丰县伪县长王瀛杰匆忙调动城内的民团、警队,以及驻在县城的3个营伪军合力拼死抵抗。激战4个小时后,大刀会终因武器落后,人员伤亡太大退出城外。

  白锡九率大刀会攻城失败,离开东丰县,回到金川县。王凤阁任命白锡九为辽东民众抗日自卫军第十九路军旅长。1932年秋,白锡九返回到东丰县三合鹿圈沟,为躲避敌人,带着妻子白素珍藏在一个山沟的地窖里。白锡九返回鹿圈沟的消息被中安村的村长刘少然知道,告诉了他的姐夫,海龙守备队的特务邱玉山。当日,邱玉山带着沙河口警察分所自卫团直奔三合鹿圈沟,找到白锡九的藏身地点将其逮捕,押送东丰县伪警署,后转押到海龙守备队。

  白锡九在海龙守备队受到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不向鬼子低头,与他同时被捕的妻子白素珍也誓与丈夫共患难。1933年2月,白锡九夫妇惨遭日寇杀害,时年白锡九28岁,其妻22岁。

  魏治安二三事

  据档案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十八日,魏治安任西安县电气有限公司(辽源发电厂)董事,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魏治安任西安县市政公所市长。

  魏治安,字化南,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随父到大疙瘩(今辽源市)。

  魏治安年轻时,靠挑着八股绳挑,摇首货郎鼓,往返于东丰、西丰各县卖一些妇女用的化妆品和针线等货物起家,若干年后成为西安县首富魏氏家族掌门人,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任西安县市政公所市长。魏治安荣任西安县市政公所市长后,尽管集财富、权力、地位于一身,但仍然没有改变劳苦出身的品格,充分利用影响力,以及多年经商经验,显示出很强的管理才能。

  据一些老人回忆,魏治安任市政公所市长期间,动员商户捐款修筑马路,栽植树木,展宽街道。同时广发布告,号召市民清洁卫生,改善城区环境。民国十六年(1927年),修筑西梅铁路时,魏治安把城西48垧土地捐献出来,做为火车站用地。民国十八年(1929年),为方便市民通行,魏治安捐善款在城区半截河上修建西大桥。为发展国民教育,同年魏治安出资开办魏氏小学,同时修建花园池塘美化城区环境。他力之所至,不问难易轻重,做了大量有益于民众之事,对西安县的城区发展做出贡献。“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西安县,市政公所解体,魏治安不在担任西安县市政公所市长。此后,魏治安以年龄大为借口,不再涉足和参与日本人和伪县政府的事务,一心从事经商活动。魏治安是个有骨气的人,在日本人、汉奸面前从不低头。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为方便市民通行,魏治安出资在城区半截河上修建木头大桥,因为坐落在西安县城城西,人们习惯称它“西大桥”,也有人称它“老魏大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日本人为大量掠夺西安煤炭资源,打通县城去往火车站的通道,扒掉老魏大桥,新筑长29米,宽12米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更名为“永安桥”。“永安桥”竣工时正逢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 事变,急需大量经费,以满足扩大战争的需要,为此日本人决定把“永安桥”卖给魏治安。同年10月下旬的一天,西安县伪县政府日本参事官岩波敕寿,把魏治安用车拉到“永安桥”,让他看看这座新竣工的大桥。魏治安手拄拐棍这里摸摸、那里看看,连说:“不错,不错。”日本参事官岩波敕寿见此情景,说:“把桥地卖给你。”魏治安一听,笑了笑说:“不妥,不妥。日本人造的桥,我魏某岂能敢买?”说完转身离去。多年以后,当有人问及此事,魏治安说:“我就是把钱扔进辽河,也不能用钱买日本人造的桥。”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魏家失窃,盗走魏治安太太的一些金银首饰,魏家派人报告了县警察署,日本警察管野去调查这件事。管野到了现场,既没有查看现场,也没有做询问笔录,一口咬定魏治安的太太有外遇,金银首饰是被“情人”偷走的。魏治安听了起初只是一笑了知,并没有介意,可没过几天,魏治安太太有外遇的事情很快在西安城传开。此时,魏治安才意识到,这是日本人借此事有意对他进行报复,败坏他的名声,但他并没有立即追究此事。事隔不久,日本人从日本本土进来一批洋货,要求城区各商号出售,魏治安却以自家商号货物大量积压,无资金周转为由拒绝。在他的影响下,西安城不少商号暗中抵制日货。

  魏治安是个有骨气的人,从不把汉奸放在眼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有一个姓周的年轻人来西安县当检察官,其岳父同魏治安有过交往。周检察官上任时,其岳父给魏治安写封信,信中说他女婿去西安为官,因其年少,刚步仕途,缺少经验,到一个新地方做事不方便之处甚多,希望多多关照。周检察官到西安之后立刻拜见魏治安,递上了岳父手书。魏治安看过信后满口应承,并在生活上给予很多帮助。过了一段时间,魏治安发现周检察官与时任日本参事官岩波敕寿交往甚密,便有意疏远,不再与其往来。周检察官受到魏治安的冷遇,心怀不满,便寻机报复。民国三十年(1941年),日伪统治者制定一个“七•二五”价格,即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都以“七•二五”为准,以后售价不得超过,如有超过就要受罚。魏治安的天益长商场,在卖“花王”牌香皂时超过了规定价格。周检察官得知后,立即把天益长的外柜刘泽普带到检察院并送进监狱。魏治安得知此事,带人去监狱当着典狱长刘海庭的面,把周检察官大骂一顿,不得不释放了刘泽普。

  1952年,魏治安在抚顺病逝,终年80岁。

  解方与“天津事变”

  1931年11月8日晚,驻天津日本军的一支武装汉奸便衣队,在密谋举行一场暴乱。时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得知情报,命令解方率市公安局保安总队保卫市政府。

  解方,原名解如川,字沛然,生于1908年,东丰县小四平乡人,地主家庭出身。解方早年就读于奉天第三高等中学,与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同窗,后经张学良保荐东渡日本,进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参加东北军,曾任参谋、副旅长、师参谋长。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28年,解方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按规定入校前须于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当兵。适时发生“济南惨案”,该联队调援侵华,解方愤而离队。因张学良保举,校方未予追究得以继续入学。1930年,解方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张学良闻之大喜,设宴为解方接风,并委以中枢机要,后任天津市公安局保安总队队长。

  1931年11月8日晚,驻天津日本军的一支武装汉奸便衣队,密谋举行一场暴乱。时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得知情报,命令解方率市公安局保安总队保卫市政府,解方临危受命,年仅23岁。当夜10时30分,海光寺日本兵营军号划破沉寂的城市夜空,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顿时枪声骤起。日本兵在土肥原指挥下,跟在装甲车后面,分三路向省、市政府和市警察局大楼发起猛烈进攻。

  解方率领保安队潜伏在各要道路口,凭借简易工事,给日本人以迎头痛击,纷纷逃回日租界。12月1日清晨,炮声再次震撼天津城,日本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大规模进攻。 解方大声疾呼:“保卫天津,狠狠地打!”解方率领保安队进行强烈反击,机关枪射出了一串串愤怒的火蛇,手榴弹爆开了一团团仇恨的怒火,日本人被打得血肉横飞,尸陈街头,仓皇逃回日租界。

  解方指挥保安队多次组织反击,每次都以汉奸便衣队失败而告终。发动事变的日军头目土肥原感叹道:“唉,我真没想到,保安队能做出这样的反抗。早知如此,我们大日本帝国就不应该培养这样的中国军人……”解方指挥保安队痛击侵略者的顽强精神,受到市民交口称赞。保安队的官兵们军威大振,日夜在天津城内外巡逻,密切监视着海光寺日本兵营的动静,严格盘查过往车辆,天津恢复了平静。南京政府授予解方青天白日奖章,人称张学铭麾下“四大金刚”之一。

  抗日战争之初,解方受张学良派遣三次入桂,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初露舌辩之才,人称“解铁嘴”。1937年,解方任国民党51军参谋处上校科长,继升任113师337旅副旅长、114师少将参谋长。1941年,解方赴延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毛泽东同志说:“你回家了,解放了,就叫解方好了。”遂改名“解方”。

  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解方历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越南停战谈判顾问,南京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1984年4月9日,解方逝世,终年86岁。

  抗日名将于权伸

  于权伸早年投奔东北军,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八路军,是吕正操手下的虎将,战功赫赫。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于权伸,原名于泉伸,1904年1月生于东辽县建安镇香泉村。1915年,入西安县二道河子区(今东辽县建安镇)私塾读书。1918年,入西安县(今辽源市)县立高级小学读书。1921年,回西安县二道河子区香泉村私塾任教。1925年,入县初中学习,后转入省师学习。

  在省师学习期间,参加沈阳“五卅”爱国运动。1925年8月,入东北军第七师补充团任缮写员。1926年4月,到东北军四方面军团司令部任上士。8月,考入东北陆军第五期教导队。1927年1月,考入东北军第一期讲武堂分校。1928年8月毕业,分配到一二七师六团任准尉见习生,后任准尉排长。1933年任连长。1936年7月,到陕西省西安市王曲镇受训,归队后,由沙克介绍,参加吕正操组织的抗日先锋队。1937年6月,由杨经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9月,吕正操团(六九一团)在晋县改称人民自卫军,于权伸任第九大队长。10月,参加进攻高阳城战斗,该部消灭冀东保安队殷松山部6个中队。11月,人民自卫军发展到3个团,于权伸任第二团团长,按聂荣臻指示,开展以蠡县地区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次年,于权伸率部袭击保定南关,中旬袭击敌石桥据点,当转移到八村时,遭敌包围,与日军展开激战,最后将敌军大部歼灭,击毙日军中队长1名、俘虏日军7名、缴获轻机枪1挺、掷弹筒1个、步枪数10支。这是冀中痛歼日军第一个硬仗,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上级奖励给他们部队奖旗一面、慰劳金400元。

  1939年,于权伸任第八支队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辖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3个团和1个特务营,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在于权伸领导下,开展对地方军阀张荫梧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使其部队改编为冀中人民军。于权伸率部镇压接受日军委任的藁无地区反动会道门武装“大刀会”。同年秋,于权伸率部伏击深泽县城之敌,毙伤日军70多人,缴获步枪数10支、掷弹筒1个、军用物资5大车。于权伸参加“百团大战”伏击战,在平汉、石德、沧德等地,率部挖铁路扒铁轨,炸毁桥梁,组织保护麦收。同年冬,日本侵略军实行“蚕食”政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于权伸任司令员的第二军分区两个团在一个月时间共作战27次,击毙日伪军392名,伤日伪军287名,俘虏日伪军和汉奸196人,炸毁机车1辆、车厢8节,炸坏坦克1辆,破坏公路80多里,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47支、战马14匹、骡120匹、大车75辆。

  1942年,在反“五一大扫荡”中,于权伸率部作战178次,击毙日伪军2000余人,伤日伪军1600余人,粉碎敌人围歼计划。1944年,于权伸率部展开缩小敌占区的全面进攻,先后攻克、逼退敌据点碉堡90余座。1945年夏,于权伸率部先后收复安平、深泽、安国、无级县城。1945年“九三”胜利前,于权伸所率分区部队先后整编为8个团,并升级为野战军。

  1946年4月,于权伸被调任为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1949年,被调任为河北军区独立二0九师师长。1951年,被调任为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1953年入朝,担任23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73年11月24日,于权伸病逝于北京军区总医院,终年69岁。

  西安县最早的中共女党员赵明信

  在辽源地区早期革命斗争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朝鲜族女英雄——赵明信。她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抗日救国的故事却在辽源大地广泛流传。

  赵明信,190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20年,随家逃荒到吉林磐石县;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赵明信参加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组织的工作队,先后到磐石、伊通、海龙(今梅河口市)、双阳等地组织妇女会,开展抗日活动。正当她全力投入反日救亡工作时,丈夫李克隆惨遭敌人杀害。她把悲痛化为力量,更加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斗争,先后参加4月3日、5月1日和5月7日的磐石农民暴动,成为在辽源地区进行抗日活动最早的女共产党员。5月7日,在伪军妄图用武力镇压暴动群众的危急关头,她带领妇女组成的宣传队冲锋在前,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口号,齐唱抗日歌曲,揭露侵略者的罪行,迫使伪军撤走。1933年,被派往柳河县大泉源一带组织农民会、妇女会,把反日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同年10月,又回到磐石县,带领广大妇女运送弹药粮食、救护伤病员,支援东北抗日革命军作战。

  1934年底,当选为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委员,次年,被任命为中共西安(今辽源市)区委组织部部长。在白色恐怖中,赵明信装扮成各种人物闯过敌人封锁线,奔走于西安县农村、县城和矿区,在群众中宣传抗日道理,9个月中,她一个人就发展3名党员、成立3个党小组、组织4个反日会,使西安区的抗日斗争不断发展。1935年9月,为躲避敌人的追捕,中共西安区转移到伊通县,继续在头道、半登、三道河子等地坚持斗争。一次,赵明信带着6名游击队员执行任务,在伊通县大房子的一个土堡里,被日本讨伐队包围,她背着孩子,指挥队员与敌人展开激烈枪战。在顽强的回击下,敌人的冲锋被打退了。稍顷,敌人又展开了更猛烈的冲锋,手榴弹、子弹更加密集。激战中,6名战友相继倒在血泊之中,赵明信的子弹也打光,剩下两颗手榴弹。

  日本讨伐队听见枪声越来越稀落,便呈半包围之势,慢慢地爬将上来。当敌人接近时,赵明信把手中两颗手榴弹甩出去,手榴弹在敌群爆炸。趁硝烟弥漫之际,她背着孩子跑进密林里,甩掉敌人追击,立即寻找游击队,但背上的孩子却悄无声息。赵明信急忙解下孩子,只见脸色苍白,已经昏死过去,此时心如刀割。第二天,她便找到当地抗日会员李福夫妇,把孩子托付给他们进行哺养。

  1935年12月,赵明信随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书记金昌根到头道沟六间房子检查工作,傍晚时分遭到敌人袭击。危急时刻,赵明信冲出房屋举枪射击,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以赢得时间让同志们转移。当金昌根带领同志冲出洞口,安全转移时,赵明信中弹牺牲。赵明信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7岁。

  抗联女战士徐云卿

  20世纪30年代,在东三省那片广袤的白山黑水间,涌现出一群血性姐妹。在民族危亡之际,她们同男人一样承担起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重任,为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壮丽革命史诗中写下了特殊的篇章。原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同志高度赞扬:“东北妇女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英雄事迹是数不尽的,令人永难忘怀的,徐云卿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人。”

  徐云卿,女,满族,1917年生于西安县(今辽源)半截河东岸的贫苦人家,1929年随父逃荒到黑龙江省林子口(今林口镇)南龙爪沟高云村,17岁当童养媳。

  1934年,抗日同盟军派军部共产党员徐副官来到龙爪沟一带活动,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革命道理,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日妇女会和抗日儿童团,同年,徐云卿参加抗日妇女会,缝军衣、做军鞋、筹军粮。1936年7月,徐云卿参加东北抗日武装游击队五军妇女团,1937年1月,徐云卿和妇女团姐妹们参加著名的大盘道伏击战,表现勇敢,受到赞扬。在建设三道通抗联密营活动中,多次受到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五军军长柴世荣表扬和奖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7月末,抗联五军三师后勤处处长曹炳臣惨遭叛徒杀害,接着叛徒将枪口对准徐云卿的胸口,威逼她投靠日寇。徐云卿宁死不屈与叛徒扭打在一起,在格节河金矿工人帮助下脱险,在密林沼泽地中跋涉奔波1月有余,终于找到抗联大队。

  1938年秋,日本关东军纠集伪蒙、伪满军在松花江下游展开“三江大讨伐”,东北抗联第四军、第五军为摆脱困境决定向西转移。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的一支百余人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去路,妇女团的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等八名女战士发现日军,从背后袭击敌人,吸引日军火力,徐云卿随大部队乘机突出日军包围圈。战斗中指导员冷云不幸牺牲。在日军重重围困下,弹尽粮绝的胡秀芝和她的七个姊妹视死如归,背起冷云的尸体,挽臂投入冰冷的乌斯浑河,以身殉国。

  1939年,徐云卿被组织派往前苏联学习医务。1940年,回国随部队转战在松花江、牡丹江畔,以及完达山深山老林。徐云卿挂在身上的药包、伤员给养袋和武器行装等负荷,常常超过男同志。战斗中,勇敢冲锋、抢救伤员。露营时,为战士表演歌舞。她节衣缩食,常常吞食草根、树皮、炒面加雪块。1941年,随抗联大队开赴前苏联境内集训。1945年8月,徐云卿和抗联将士一起,在配合前苏联红军打击日本法西斯战斗中多次荣立战功,在解放战争中亦因功获得奖章。1948年,徐云卿转入地方工作,历任珲春县妇联主任、沈阳军需三厂副厂长、沈阳市铁西区工会组织部长、沈阳搪瓷厂独立支部书记、水电部武汉高压研究所政治处副主任、长春制药厂总支书记等职。

  1960年4月,徐云卿的口述著作抗联回忆录《英雄的姐妹》问世。书中详实地记述八位女英雄面对日寇强敌,宁死不屈,投入波涛滚滚的乌斯浑河,“八女投江”以身殉国的英雄壮举,以及徐云卿与八位女战士朝夕相处、共同战斗和生活的经历与情谊。该书于1978年11月再版重印,并参加国际文化交流图书展览。1984年3月25日,徐云卿因病逝世,终年67岁。

  抗日英豪连丕烈

  1930年前后,连丕烈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读书时参加革命活动,因是学潮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被开除学籍,此后就读于大厦大学,曾在1931年《抗日救国特刊》第0001期,发表爱国诗篇《国庆与国殇》。

  国庆与国殇

  (一)

  国运钉在两个十字架!內忧和外患双管齐下。

  大好秋海棠叶的幅员,蚕食蛙咬个淒零星散!

  (二)

  血染东北角,陆沉中原地,“镇静”,“不抵抗”,

  亡国大夫独在呻吟,任凭你大声疾呼痛哭流涕。

  (三)

  万鲜耻,独未雪,同胞恨,何时消?

  怀着血,持着铁,乘长车踏破富士山缺!

  (四)

  丧钟响的是苍凉悲调,为什么认为喜剧的歌乐?

  赶快喊起翻江搅海的杀声,险恶风云里冲出一条血道!

  连丕烈《国庆与国殇》这首爱国诗篇一经发表,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在民众中广泛流传,不知鼓舞和唤起多少中华儿女赴向抗日战场。

  连丕烈,字剑冰,1910年(庚戌年)生于西安县县城(今辽源市)。1903年,连丕烈的祖父连启迪带着父亲连承华,从辽宁省复县(今普兰店市)举家迁到西安县县城定居,在南市场旁边居住,开办了一家商铺。连丕烈有姊弟三人,姐姐家姓曲,东丰县居住,另有一妹,是连家收养的一个患重病被遗弃的女婴。

  连丕烈大伯连承基,字绍先,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山东军总司令(鲁军司令)。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下令山东军政府遣散关外民军,将鲁军缩为旅,连承基担任鲁军旅长。1913年3月20日,辛亥革命元勋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连承基认清了袁世凯“叛共和”的真面目,秘邀国民党天津交通部长邹耀廷、任重、郑天楚、侯振东等人,联络已被遣散的鲁军、关外民军和津军,购置军火,重组武装,准备再举义旗,兴师讨袁,不幸事泄。8月,在天津被逮捕。9月18日凌晨,他在北京城外小河沿法场英勇就义,时年36岁。连承基就义后,孙中山发唁电,抚恤金,悼念烈士,抚慰亲属。

  连丕烈在西安县念完小学,1928年就读于大厦大学。此时他一心求知报国,1930年去法国留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他得知消息立即回国,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并带回一台留声机聚众抗日演讲,所遗残诗:“乘风破浪,横跨西洋,直学巴黎……继先人志,争祖国光。”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连丕烈积极组建一支由500余人组成的上海各大学义勇军,并任参谋长,带队开赴前线配合第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同年7月17日,连丕烈出席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反帝大同盟”和“民联”,在上海共和大戏院召开的反帝代表大会。大会开始1小时许,大批警察包围共和大戏院,除少数逾墙突围外,88人代表被捕,史称“共舞台事件”。 在被捕的人员中,连丕烈、顾卓新和武少文是仅知的三个东北人。他们立场坚定,无一叛变,连丕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连丕烈的父亲连承华得知儿子被捕,不远千里从东北来上海第6陆军监狱探望。连丕烈见到父亲,临别时还念念不忘日本侵略者铁蹄下受苦受难的西安县民众,劝父亲回到老家,向穷苦人派放大锅粥,再把一些房子和地分给穷人。连承华转回东北西安县后,果真向穷人施舍大锅粥,把部分房子和地分给穷人。“七七事变”后,连丕烈随大批政治犯被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分批营救提前出狱。

  出狱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据连丕烈姐姐回忆,冀中战役以后,连丕烈和他父亲用暗语进行几次通信,均邮到东丰县曲家床子的姐姐家。他在信中说:“在河北开了一个天福号或天府号……买卖做得不错。”信中暗示家人,他在河北参加抗日队伍。不久,东北老乡孙福海在河北省高阳县给连丕烈父亲发来信件,用暗语告称:“您老再不要来信了,连丕烈已吐血而亡”,意思告诉连家,连丕烈己牺牲在抗日沙场。最后寄信人孙福海,现长眠山东临沂王庄抗战烈士陵园。

  连丕烈参加抗日活动之事,被驻西安县日本宪兵队所知,便来抄家。在伪警局里的友人给连家通风报信,其父连承华紧急将有关连丕烈的文字材料烧光。日本宪兵队没有抄到什么东西,将他抓到山城镇日本宪兵队驻地,后经保释得以脱险。

  连丕烈这位抗日英雄,最终没任何消息再传回来。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无数抗日英烈都是这样无声无息的献出青春和生命。

  长春第一个党地下通讯站创建人张锦春

  张锦春是长春最早的共产党员。他在长春建立第一个党地下通讯站,沟通北方局与北满党组织的通讯联系,搜集日军情报,加强东北抗日义勇军之间的联络做出突出贡献。

  张锦春,又名孙钧、铁军、张秀水,1896年12月15日生于吉林省西安县(今辽源市)。1920年入哈尔滨东华学校学习英俄文法律专科,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党员陈为人、李震瀛、张昭德等人创办的哈尔滨通讯社,传播革命思想,后创办了《东北早报》,专门传播马列主义。张锦春在哈尔滨时,曾担任小组书记,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

  1924年张锦春考入吉黑邮务管理局任邮务生,8月调长春二道沟邮局,先任拣信生后任局长。同年8月,张锦春受命建立长春通讯站,沟通北方局与北满组织之间的联系,指导北满革命斗争。长春通讯站设在二道沟邮局,代号“弓长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1926年,后来担任北满地委书记胡步三同志,就是通过长春通讯站的联络介绍,与北满地委取得联系,投身于哈尔滨革命斗争。党中央派瞿秋白、任弼时、赵世炎等同志赴苏联途经长春,都住在长春通讯站,张锦春负责食宿和掩护,还将积蓄多年的六七百元钱,花在同志们的食宿和旅费上。1925年“五卅”运动后,张锦春先后发展韩守本、安贫、王平等人入党,并帮助韩守本在吉林二师建立通讯站,开展学生运动。1926年9月,建立了长春党支部,韩守本任书记,张锦春任宣传、组织委员。10月,长春支部改为中共长春特别支部,归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这是吉林省的第一个直属中央的党组织。

  1926年成立长春国民党党部时,张锦春、杜继曾等人作为共产党代表,当选为长春国民党党部委员。同年,受党的指派考入东三省铁路车务处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哈尔滨、陶赖昭、三岔河、下城子铁路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第三国际代表罗兰的翻译卜润舟介绍,为苏联远东情报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同时,张锦春先后建立了哈尔滨、下城子、一面坡三处电台站,通过来往军用列车搜集日军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搜集日军军营丢弃的报刊书信、军用废纸等物品,研究分析日军装备、任务等情况,每日将这些情报用无线电报告给苏联伯力远东情报局总部。

  除受苏联远东情报局领导外,张锦春还经常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联络,互通情报。张锦春在下城子任货务处主任时,抗日义勇军党代表吴福海在他家中接头,将搜集的日军情报交给吴福海等人,使抗日义勇军及时准确地掌握日军活动情况,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在下城子一带的铁道线上连遭袭击,损失惨重,便怀疑铁路上有人向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1935年9月,张锦春被捕入狱,后因证据不足,加之无人熟悉铁路货运业务,使货物大量积压,军用物资运转不畅,日军不得不将张锦春释放。1936年3月9日,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并通缉张锦春。张锦春携带家属避往西安县(今辽源市)等地,从此与组织失去联系。

  解放战争时期,张锦春经伍修权介绍,到苏联驻兰州领事馆,负责为苏联领事馆收购皮毛工作,人们亲切地称张锦春为“张代表”。苏联领事馆撤销,张锦春在玉门油矿工作,1957年退休。1975年,张锦春因病去世,终年79岁。

  附录:

  《西安矿业所十年史》别录

  (日文直译)

  宣统三年(1911年)

  发现大疙疸炭田。

  设立富国公司、宝兴公司。

  民国元年(1912年)

  设立大同公司。

  民国二年(1913年)

  设立大成公司、裕兴公司、同庆公司、全益公司。

  满铁调查大疙疸炭田情况。

  民国三年(1914年)

  满铁调查大疙疸炭田情况。

  民国六年(1917年)

  东洋炭矿株式会社着手开发炭田,设立西安公司、富国公司,与大同公司缔结合办契约及借款契约。

  设立裕华(后富华)公司、宝华公司、利华(旧同庆矿区)公司。

  民国七年(1918年)

  东洋炭矿株式会社与全益(后中益)公司、宝兴公司缔结合办契约。

  设立满洲採炭株式会社。

  民国八年(1919年)

  设立日支合办泰信公司。

  民国九年(1920年)

  满铁调查炭田情况。

  设立日支合办健元公司、健兆公司。

  民国十二年(1923年)

  设立福海公司。

  民国十三年(1924年)

  设立永记公司。

  民国十四年(1925年)

  满铁调查炭田情况。

  民国十六年(1927年)

  设立官商合办西安炭矿公司。

  兵工厂庶务处长寿聿彭就任总办。

  民国十七年(1928年)

  满铁调查炭田试钻情况。

  民国十八年(1929年)

  白铭璋就任技师长总理。

  满铁调查炭田情况。

  民国二十年(1931年)

  改称东北矿务局西安煤矿。

  王钧濠就任总办。

  满铁开始手掘金刚石试钻。

  十二月四日 河本委员长以下一行接收人员到西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凯哥和平接收西安。

  接收於引继公司事务所。

  大同元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1月1日 西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2月1日 奉天、吉林办事处开业。

  5月20日 接收委员永井俊可、中岛规矩夫二人从抚顺归来到矿。

  6月 购入前搭连炭矿使用的选炭机设置设备。

  7月 遭匪袭击沈海全线随所被破坏,引起奉天城内居留民的沸扬。

  9月 报共产匪、红匪团来袭。

  大同二年(昭和八年)1933年

  2月16日 制定临时经营办法,即日施行。

  4月19日 发行饭票。

  5月 新建事务所开工。

  抚顺炭矿供给的资材单价协定成功。

  6月 啓昭公司缔结卖店委任契约。

  7月3日 组织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

  7月17日 守备队司令官井上阁下到矿现场视察。

  7月31日 二百马力捲扬机开始运转。

  8月1日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调查员来矿。

  9月11日 日本军警备队驻屯。

  9月15日 报匪贼来袭,编成警备队。

  9月23日 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在城内社宅前庭举行发会仪式。

  9月25日 遭匪袭击,公司在乡军人全部出动。

  9月27日 遭匪袭击,公司警备队长及队员全部出动。

  10月 缔结委托购入满炭用品契约。

  11月1日 与沈海铁路局缔结石炭运送供给互惠契约。

  11月 新事务所建成。

  11月6日 山城镇守备队副官到西安一中队协议西安驻屯有关事宜:1、城内及炭矿兵舍设置。2、炭矿旧事务所及旧兵舍等一当子事。

  康德元年(昭和九年)1934年

  1月1日 设立居留民会。

  1月13日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井上阁下来矿。

  3月23日 仙城村仙人洞遭匪贼袭击。

  4月1日 职员俱乐部诞生。

  4月6日 满铁及西安煤矿缔结经营资金借贷并西安煤炭买卖契约。

  4月28日 政府为所有公司株式五、六零零株和满炭股出资。

  4月30日 明治矿业与泰信缔结买卖契约。

  5月 吉林办事处关闭。

  6月10日 警察队协力在崔家堡子30米地点於匪贼交战。

  6月28日 举行选炭机上家上栋仪式。

  6月28日 发行煤矿周报初刊号。

  7月 第二坑设置选炭机。

  8月10日 东售煤东方2000米处遭匪贼袭击。匪贼约有十名,抓人作人质,其中有一名把头。

  9月5日 六名匪贼侵入第一坑,抓走一名工人。

  9月15日 在留日本人一同在炭矿俱乐部集合,做非常警备。

  10月 河本就任满炭理事长总办。

  10月9日 河本总办来矿。

  举办事务所日本人社宅工人宿舍落成祝贺会及运动会。

  10月11日 第一独立守备队司令陆军中将三毛一夫阁下来矿。

  10月24日 举行第一坑选炭场落成仪式。

  12月9日 举行东山一号宿舍上栋仪式。

  康德二年(昭和十年)1935年

  2月1日 公司职员编入满炭社员。

  2月28日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三宅来矿。

  4月5日 西安日本小学校举行开校仪式。

  5月 职员俱乐部改称社员俱乐部。

  5月17日 小泽中将阁下来矿。

  6月1日 滿炭与公司缔结有关经营资金融通事业契约。

  8月21日 举行西安神社地镇祭。

  9月20日 举行西安神社起工仪式。

  10月25日 安田炭矿长辞职。公司利行监事就任炭矿长。

  11月5日 举行西安神社镇座祭。

  11月30日 在新京满炭会议室举办公司临时株主总会。决议事项:

  1、承认增资。

  2、役员改选及报酬。

  3、举办新任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

  康德三年(昭和十一年)1936年

  1月1日 满炭与西安炭缔结一手买卖契约。

  3月6日 举办新京满炭之公司役员会议。出席役员有利行常务董事、粟野、长井、白、马董事及金监事。决议事项:

  1、勘定未分类入帐金,整理东北矿务局贷付金。

  2、鉴定未决算结果,整理借入宿舍改造费。

  3、勘定评价矿山所有物资。

  3月28日 举办公司役员会。

  5月10日 岛中将阁下来矿。

  5月13日 岛永太郎中将阁下来矿视察。

  6月6日 新京满炭举办公司役员会议,决议康德二年度营业报告书、财产目录、借贷对照表、损益计算书及利益金处分案。

  7月1日 设置满炭西安营业所。

  7月25日 约30名匪贼袭击猛虎亮坑西北方,匪首不明。

  7月30日 举行技术事务所上栋仪式。

  举行炭矿病院地镇祭。

  8月16日 匪贼袭击猛虎亮坑西北方二.五千米处。

  8月18日 野球场正南方遭约20名匪贼来袭。

  8月21日 匪贼来袭崔家堡子,第一防台监视兵与之交战。

  8月27日 九州帝国大学教授宫川一郎、盐谷勳二人来矿视察。

  8月28日 社宅东北方遭匪贼来袭,矿警与之交战。

  9月1日 平梅火车道线开通。

  9月10日 许可设置青年学校。

  10月1日 日满商事西安出张所开业,满炭西安营业所合并。

  11月30日 举行六烈士御分灵镇魂祭及揭幕仪式。

  12月27日 东方电业公司四、二00发电所落成。

  康德四年(昭和十二年)1937年

  1月12日 酒井侍从武官驾飞行机轻翔通过炭矿上空。

  1月20日 综合试运转新设的选炭机。

  2月10日 满炭收买明治西安炭矿引继完成。

  2月11日 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中将阁下来矿视察。

  2月19日 明治西安炭矿改称明治炭矿。

  3月30日 登记认可西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4月1日 满炭委任经营明治炭矿。

  开设採炭所。

  设置泰信选炭机。

  社员俱乐部改组,社员会诞生。

  5月24日 奉天办事处关闭。

  5月27日 结成防护团。

  6月21日 举办满炭本社与公司株主总会。

  9月6日 奉天总领事森冈来矿视察。

  9月17日 各山元劳务主务者10名来矿参观。

  9月20日 矿务课长岛田派遣欧洲。

  9月30日 在电业球场举行居留民会解散仪式。

  12月 编成西安煤矿救护队。

  12月15日 宪兵司令官田中来矿。

  康德五年(昭和十三年)1938年

  5月1日 开设东城开发事务所。

  5月25日 电汽铁道敷设工事竣工。

  6月1日 满炭与营业公司缔结让度假契约。

  6月7日 满洲国军最高顾问平林盛人少将阁下来矿视察。

  6月28日满炭本社会议室举办公司临时株主总会。决议事项:一、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承认让营业度假契约。

  二、公司解散及选任清算人。

  三、呈赠役员退职金。

  7月1日 满炭西安炭矿正式诞生。

  12月30日 安冈中将阁下来矿。

  康德六年(昭和十四年)1939年

  1月20日 守备队司令官坂田来矿。

  2月10日 举行战歿社员慰灵祭。

  4月1日 设置西安教习所。

  4月5日 司法部大臣张阁下来矿视察。

  4月7日 满洲电业社长丁鑑修阁下来矿。

  5月3日 产业部大臣吕阁下来矿视察。

  6月 购入十二辆广轨客车。

  7月14日 交通部大臣一行三人来矿视察。

  7月27日 日满共同经济调查团第三班一行十三人来矿视察。

  8月16日 举行泰信三坑露天入掘锹仪式。

  8月26日 举行丹光稻荷神社竣工迁座祭。

  9月30日 新京铁道野战司令官草场阁下来矿视察。

  10月31日 举办第一回社员会总会。

  11月2日 举行新筑俱乐部落成修祓仪式。

  11月25日 新俱乐部开馆。

  12月18日 河本理事长来矿。

  康德七年(昭和十五年)1940年

  2月27日 渡边司令官来矿视察。

  6月 东城线电铁工事完成。

  8月 开始作业分析。

  9月26日 奉天支部长土谷来矿,利行於神社境内在乡军人会分会顾问授与军事功劳章及木碑、竹内分会长有功章。

  12月21日 举行殉职者之碑揭幕仪式。

  康德八年(昭和十六年)1941年

  3月12日 奉天省劳务科长、近县大县副县长、西安县劳工协会主事来矿,举办工人募集斡旋协会。

  3月16日 举办自身防卫会议,奉天省警务科长列席。

  3月28日 越生中将阁下来矿视察。

  3月30日 利行炭矿长就任理事。

  西安矿业所改称。

  4月2日 新京陆军视察团来矿。

  新设第二选炭机。

  4月5日 代议士一宫房次郎氏来矿。

  4月18日 满业宋理事来矿。

  5月7日 举办社员会总会,决议结成报国会。

  6月1日 青年学校举行奉戴旗仪式。

  6月3日 海军中将安东阁下来矿。

  6月19日 泰信举行运炭线起工仪式。

  7月1日 开始增产奖励。

  7月16日 为激励增产,经济部大臣蔡由四平省长随行来矿授予慰问品。

  7月17日 举行工人表彰仪式,经济部大臣蔡临席。

  8月9日 矿业所隣组组织确立。

  8月16日 大成神社举行镇座祭。

  9月4日 举办报国会常任委员会。

  9月6日 举行日满合同殉职者慰灵祭。

  9月7日 新民会视察团来矿。

  9月13日 举行故安川男爵颁德碑揭幕仪式。

  11月4日 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阁下来矿举办恳谈会。

  11月13日 满赤三埔理事长阁下来矿视察。

  12月2日 满业高崎副总裁、永积顾问从外地来矿。

  12月13日 举行大东亚战争战捷祈愿祭。

  12月21日 西安神社举行战捷祈愿临时大祭。

  (翻译:隋锡超)

  附录二:

  日伪时期西安县大事记

  (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

  1931年

  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原县长王桐挂冠离去,公安局长戴东藩摄理县务。

  11月10日 日伪政权改辽宁省为奉天省,西安县、东丰县归伪奉天省管辖。

  是月 县长王桐去职,戴东藩任县长。

  12月4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行9人来县,“接收”西安煤矿。被常永林等组织的抗议示威群众在火车站驱逐,迫其当即返回。

  12月27日 河本大作在汉奸于芷山武力护卫下,强行接管西安煤矿。将东北矿务局西安煤矿改名为“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

  是年 西安城内三千余人集会,反对日本侵略者“接收”西安县。

  1932年

  2月 中共西安煤矿特支领导西安煤矿大成一坑有一千多名矿工举行罢工,反对降低工人工资。罢工历时7天,迫使日方答应矿工提出的条件。

  3月 日军侵占西安城内。县政府改称伪西安县公署,戴东藩任伪县长。

  4月 中共西安煤矿特支发展第一批党员,矿工陈润田(又名张金)等入党。

  5月1日 中共西安煤矿特支组织党员、进步矿工书写标语,号召矿工团结起来,参加抗日斗争。

  春 常永林(秀山)组建抗日武装转战于西安、东丰、柳河一带,队伍由30人逐渐发展到三、四千人。后被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编为第二路军,委任常永林为二路军司令员,并授其少将军衔。1933年冬,该部被日伪军打散,常永林潜回西安后又潜入北京。

  7月 在今椅山乡柳河村姜家院内成立抗日武装—姜团,公举姜兴洲为团长,队伍发展至千余人。

  是月 抗日武装炸毁西安至梅河口铁路大兴镇站舍和沿线22座桥梁,拆除了部分路轨,致使西安至梅河口铁路瘫痪近4个月。

  8月16日 大刀会抗日武装约2000人袭击了日伪占领的西安县城、东丰县城。

  9月10日 日伪政权发行“伪满币”,同时禁止民国货币流通。

  9月18日 中共西安煤矿特支召开国耻一周年大会。会上组建了抗日救国会,吸收了30多名会员。

  10月 日本人横山清、西尾清一郎为伪西安县公署参事官。

  11月 伪省警务厅派指导官日本人田中兵卫、中山晴尔来县“指导一切警务事宜”。

  是年 释昌般(音波)等人化缘筹资修建佛教弥陀寺于龙首山北侧。

  1933年

  2月1日 私营正隆银行成立。

  3月 杨靖宇化名张玉山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西安煤矿特支视察工作,传达中共中央会议精神。杨靖宇指示特支要深入领导工人开展反日斗争,注意斗争策略。

  春,日本侵略者诱捕抗日武装团首领姜兴洲,杀害于山城镇。

  4月 中共海龙中心县委遭破坏,西安煤矿特支书记杨文清调回县委,陈润田(又名张金)接任特支书记。

  7月23日 南满抗日游击队联合地方抗日武装共计千余人,进入西安县境内开展游击活动。

  8月 日本人永野庆二任伪西安县公署参事官。

  9月20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一团,联合抗日义勇军,于夹信子(今东辽县安石镇)与伪教导团发生战斗。

  9月25日 抗联独立师一团与抗日武装毛团等联合,在西安县境内活动,与驻海龙的伪军一个中队发生战斗,毙敌两名。

  9月 中共西安煤矿特支归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

  10月 西安煤矿3000名工人因日方欠薪举行罢工,取得了胜利。

  12月1日 伪西安县公署改制,设总务科、内务局、警务局、财务局、教育局。

  12月2日至4日 抗联独立师一团联合抗日武装毛团、“天虎”等部进攻二区东安、宴平、兴隆等村。

  是年 侵华日军在县城南郊建军用飞机场。

  1934年

  3月 日本人荻原香一任伪西安县公署参事官。

  7月 伪西安县县长戴东藩去职,关义铎接任伪县长。

  9月28日 抗联独立师一团和少年营百余人在境内活动。

  10月 中共南满特委书记朴根秀派吴项远(刘史明)主持西安煤矿特支工作。

  1935年

  1月4日 成立私营金融合作社。

  3月 西安至四平铁路开始施工。

  3月 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派刘殿林等5人来西安建立了中共西安区委。区委会设在夹信子区九如村五道沟(今东辽县金洲乡新乐村),刘殿林任区委书记。不久,在区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共青团西安区委支部。

  7月 中共西安区委书记刘殿林领导游击队攻打二道河子区伪警察署,活捉1名日本军官。

  10月1日 实行新制度量衡器。

  是年 西安至梅河口送电线路建成。

  是年 释觉慈(俗名刘长山)在刘真阳资助下,于现东辽县医院北铁道口北山脚下,兴建金刚寺。

  1936年

  春,中共西安煤矿特支中断组织活动。

  3月1日 伪西安县警察队改为治安队,直属伪军政治部管辖。

  3月4日 日本人毛利左郎任伪西安县公署参事官。

  7月 日本人岩波敕寿任伪西安县公署参事官。

  10月4日 西安至四平铁路竣工,与梅河口至西安铁路接轨,并开始临时营运。

  12月 为强化殖民统治,伪西安县实行并区、并村。

  1937年

  1月29日至2月7日 中共西安区委遭到破坏,区委书记刘殿林被捕,区委组织活动停止。

  3月 西安煤矿大成一坑发生瓦斯爆炸,30余名矿工遇难。

  4月 中共西安区委书记刘殿林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年仅33岁。

  5月8日 伪西安县公署日本人参事官改称副县长,实行“次长中心制”。

  是年 西安炭矿约有300多名矿工抢夺了矿警队的枪支,集体参加了抗日联军,编为独立师一大队,成为抗联的骨干。

  1938年

  5月 西安煤矿大成二坑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死亡矿工40余名。

  7月1日 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解散,改名为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炭矿由“满炭”直接经营。

  1939年

  9月1日 西安炭矿秘书刘日新利用刘景新的烧锅厂房改建的新光电影院(今人民电影院前身)开业。

  11月2日日伪当局公布《重要粮谷统制法》,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制。

  11月6日 伪满政权变更米谷价格,强制收购。

  11月 伪西安县县长薛玉衡接任关义铎职务。

  是年 西安炭矿大成一坑发生透水事故死亡130多人。

  1940年

  是年初 抗联一路军战士来到西安炭矿,以矿工身份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

  是年初 在龙首山麓东辽河畔建两处取水井,并将源头送至陈家沟山脊配水池,设计能力为6千吨/日。同年还在西安县城中心区铺设75毫米的管路12公里。

  是年 西安炭矿区撤销磁石式电话,改换自动电话。

  1941年

  4月18日 西安县林湾屯长工李世珍、王三等4人罢工,要求增加劳金(工资)。

  4月 泰信矿100余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取得了胜利。

  6月1日 伪满实施《国兵法》,强征“国兵”。

  7月 设立伪四平省,伪西安县划归伪四平省管辖。

  是年 西安煤矿东城二坑、富国一坑自然发火引起瓦斯爆炸,死亡矿工500余人。

  1942年

  9月23日 西安炭矿泰信一坑发生瓦斯煤尘爆炸,死亡矿工621名,为世界煤矿史最惨重的事故之一。

  12月12日 西安至桦甸夹皮沟送电线路建成并送电。

  1943年

  7月1日 西安炭矿脱离“满炭”独立经营,改为西安炭矿株式会社。

  8月 泰信一坑工人左贵组织十几名登钩工人罢工,致使井下运输瘫痪,停产一周,少出煤一万吨。

  是年 扩建发电所发电能力为三千万千瓦;日伪政权将电话总局改称警备电话局。

  是年底 西安煤矿全年累计生产煤炭1476300吨,为沦陷时期煤炭最高产量。

  1944年

  是年 伪西安县县长刘宪高到任。

  是年 伪西安县公署从境内抓走劳工600余人。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0日 苏联红军进驻西安县城,日伪军缴械投降。

  附录三:

  日伪时期东丰县大事记

  (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

  1931年

  9月18日 日本侵略者武装侵占沈阳。

  9月22日 县治安维持会成立。

  11月10日 日伪改辽宁省为奉天省,东丰县隶属奉天省

  李耦编纂《东丰县志》出版。

  1932年

  3月 东丰县政府改为伪东丰县公署。

  5月 募工修补城壕,周长6公里,下挖水沟宽2米,要隘建炮台15座。

  同月 二区小城子伪警察分局长高士珍、伪自卫团总队长郑绍玉,率分局警察、自卫团300人起义,参加辽宁民众自卫军。伪县公署下令收缴民间枪支。

  6月7日 九区沙河镇伪警察代理分局长赵锡九,联络十区那丹伯伪署察分局长郭少箕等,率警察、自卫团200余人起义,组成沙河镇抗日民众自卫军。

  6月10日 十区那丹伯小学校校长贾巢阁率本校教师、学生10余人,参加赵锡九抗日民众自卫军。

  7月1日 伪满洲中央银行东丰支行开业。

  7月10日 白锡九率大刀会千余人,攻打县城。

  8月14日 东丰县抗日民众自卫军司令赵锡九会同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二路军司令常永林,第二十二路军司令夏福星等率部7000余人,攻打东丰县城。

  11月 日本参事官山田左兵荣到职.

  1933年

  1月 县设鸦片专卖公署,下属14个鸦片零卖所。

  3月19日 猴石镇红枪会于猴石镇内刺死县警务局日本警务指导官横山贞次郎。

  5月3日 猴石镇红枪会俘虏进犯猴石镇200名伪军。

  6月2日 猴石镇红枪会600余人,在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七旅长周保升率领下进攻县城,火烧日本领事东丰出张所、税捐局、日本人经营的当铺、烟馆。

  12月22日 本县执行伪满洲国公布《暂行保甲法》,实行“十家连坐”。

  1934年

  夏 本县主办东边道7县联合运动会,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12月 伪县公署强行在沙河镇、横道河子归并村屯。

  1935年

  5月 日伪政权划全县为1街,10区,72村。

  8月24日 本县执行伪满洲国《地方税法》。

  是年 县城电设备接西安输电网供电,成立东丰电业营业事务所。

  1936年

  3月1日 伪奉天地区警备司令部治安队,派日本人古川义史率110人,侵驻东丰县。

  7月25日 中共磬石中心县委在那丹伯石头顶子村发展党员,委孟宪林为村党支部书记。

  10月 取消区制,并村。1街43村直隶伪县公署。

  11月 日本警察搜检县图书馆、第五师范图书室,凡所谓妨碍“日满亲善”的进步人名、书刊,均予涂改、没收。

  12月27日 日本警务指导官西川等6人,来县任职。

  是年 县医院建立。

  1937年

  2月6日 中共党员孟宪林、胡相勤和6名群众被捕。5月,孟宪林牺牲。

  12月1日 日本人参事官改为副县长。

  是年 日伪政权强令改国语为“满语”。

  日文铅印《东丰县事情》出版。

  1938年

  1月1日 县添设烟政管理所8处(城镇3、农村5)。

  3月 县东关中学改为省立东丰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实业中学校。

  改为省立女子国民高等学校,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初小改为国民初级学校。

  4月25日 日本帝国主义者从日本青森县迁20户、49人,强行移入县内镇安村。

  1939年

  1月12日 伪满协和会东丰县分会成立。

  同月 伪“防卫演习指挥部”成立。

  1940年

  1月 伪县公署实行粮食统制政策,不准自由买卖。

  4月1日 县兴农合作社成立。

  1941年

  6月 按伪《国兵法》,本县征集100名青年学生入伍。

  7月 本县改属伪四平省。

  8月25日 伪县公署与农民订“出荷契约”,不管收成如何,强迫如数交粮。

  1942年

  5月2日 县境保安村三合屯发生大火,142户、816人受灾,损失价值伪币13.7万元。

  12月 本县公布《学生勤劳奉仕法》,强迫学生参加劳役。

  1943年

  5月24日 本县执行《物品统制法》,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

  9月18日 伪县公署公布《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拘捕有反满抗日思想和言论者,送“矫正辅导院”关押。

  12月21日 本县发放《国民身份证》,凡15岁以上的人,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

  12月28日 伪四平省公署决定在东丰县实行集团种植罂粟,本县选在城西兴隆沟村种植。

  1944年

  春 全县并43村为24村。

  12月7日 日伪军警逮捕国民党员李润清等3人。

  1945年

  春 日伪修建东丰飞机场和二十方地飞机场。

  8月20日 苏联红军进驻县城,收缴日本关东军武器弹药。

  附录四:

  西安煤矿大事记

  (1917年1月至1945年9月)

  1917年

  1月11日 东洋炭矿株式会社代表浅田龟吉与大同公司代表王振邦签订采掘承包契约,设立中日合办西安煤矿有限公司。采出的煤80%归日本方面,5%归浅田龟吉,15%折成货币归大同公司。契约是无限期的,并规定大同公司不准与他人签订与本契约有抵触的契约。

  3月18日 东洋炭矿株式会社与富国公司签订合办及借款契约,规定与大同公司相同。

  是年 戚国乡集资本银一万元,开设富华公司。曲长仁集资本银两万元,设立宝华公司。姜宽集资本银一万元,设立利华公司。

  1918年

  是年 富国公司在西安矿区首先进行露天开采,采煤面长40m,宽25m,纵深25m。

  是年 东洋炭矿株式会社分别与全益、宝兴、宝华、富华等公司先后签订了借款和合办契约。

  是年 日本九洲安川财团的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派大津盛吉和加腾武夫来西安矿区调查。9月安川财团的安川敬一郎出资50万元,新资本金100万元,购买东洋炭矿株式会社矿业权,并将其改名为满洲采炭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炭)。同时,西安炭田移让给明治矿业株式会社。

  1919年

  是年 邹立贤筹资五万元,明治炭矿株式会社出资五万元,成立中日合办泰信公司。

  1920年

  是年 杨元筹资两万元,明治炭矿株式会社出资两万元,成立中日合办健元公司。梁兆瑶出资四万元,明治炭矿株式会社出资四万元,成立中日合办健兆公司。二公司合称明治炭矿。当时工人称“日本窑”。

  是年 “满铁”再次对西安炭田进行调查。

  1923年

  是年 曲紫澜筹资一万元,成立福海公司。赵恩普集资一万两千元设立华丰公司。

  1924年

  是年 金作武出资本银两万元,成立永记公司。

  1925年

  是年 中日合办西安煤矿公司同裕兴、宝兴、宝华等公司签订合办契约,统一了西安矿区各公司。

  是年 “满铁”又一次对西安炭田进行了调查。

  1927年

  是年 因铁路、兵工厂煤炭紧张,张作霖委派总参谋长兼东北兵工厂厂长杨宇霆沈海铁路督办兼政务厅长伍明宇、奉天省长莫柳忱等发起,集资200万元,筹建西安煤矿公司。由炮弹厂厂长白铭璋为西安煤矿公司筹备处主任。

  8月1日 官商合办西安煤矿公司正式成立,下设总务、会计、营业、采矿四个科,寿韦长任总办、张如九任经理、白铭璋任技师长,于8月15日正式经营十家商办公司。

  1928年

  是年 西安—梅河口铁路通车,对西安煤炭外销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是年 “满铁”对西安炭田进行打钻勘探。

  1930年

  是年 中共海龙县委根据省委指示,派杨文清、杨殿清、郑大庆三名党员来西安矿区,在大成二坑组成中共西安煤矿特支。支部书记杨文清,委员杨殿清、郑大庆。

  1931年

  12月27日 河木大作一行20人由东边道保安司令于芷山派骑兵连为其“保驾”,强行“接收”西安煤矿(总办王钧濠出逃,代理矿长傅宝锐装病不出)公司。

  1932年

  1月1日 成立西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河本大作为总办,安田勇造为协理,下设总务、经理、营业、采煤、工作5个课,17个系,4个分销处和两个办事处。

  1月 开始建一坑露天和二坑露天。

  2月 西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理事会强行降低工人工资,引起工人强烈不满。矿山地下党负责人杨文清召开会议号召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近2000人,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等口号,迫使公司方面答应工人的要求:由过去出一车煤给0.18元,增加到0.24元;露天采煤工由过去出一车煤0.08元增加到0.12元。罢工取得了胜利。

  4月 西安煤矿特支发展陈润田(张金)等一批党员。特支下设三个小组、一个团组织和一个抗日救国会。

  11月 西安矿区大成一坑数十名矿工罢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把头虐待工人:寒冬不给工房糊窗户纸,给工人吃发霉的粮食。日方为缓和矿工情绪,答应了矿工的要求。

  是年 开始将第一坑的采煤方法由残柱式改为长壁式分层矸石带状充填和一次采两段同时拂半充填。随后又把其它坑口也改掉了一部分残柱式采煤法。

  是年 矿山用电靠一台40KW旧直流发电机发电。1935年矿区与东方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合资购进一台1400KW发电机,并将厂名改为西安发电所。1937年建立发电厂,一直到1987年矿区用电均由发电厂供给,后并入东北电网供给。

  1933年

  3月 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抗联领导人杨靖宇将军来西安矿区召集特支负责人会议,研究开展抗日工作。

  4月 西安特支书记杨文清调走,陈润田(张金)接任书记兼县委委员。

  7月 陈润田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大吴接任特支书记。同年9月特支接受磐石中心县委领导。

  10月 奉天省政府正式任命河本大作为总办(理事长),安田勇造为协理。

  是年 泰信一坑开始建设 设计能力45万吨。

  是年 西安特支为了支援抗联,先后从矿医院弄出一批药品和手术器材、纱布绷带等,还弄到水靴、高腰胶鞋400多双,运往磐石一带抗日游击队。

  1934年

  6月28日 煤矿周报创刊发行。

  7月 第二坑选炭机开始建设。

  10月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成立,河本大作调任满炭理事长,利行睦生任常务理事。

  10月 成立西安煤矿医院,设床位200张。

  10月24日 第一坑选炭机落成典礼。

  是年 工厂课成立,下设机械、电力两个系,负责矿井机械检修和少量配件的加工制作。

  10月 中共南满特支书记朴根秀派吴项远(刘史明)接替西安特支书记。1936年初,与上级组织失掉联系,特支活动中断。

  1935年

  2月1日 西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划归“满炭”管辖,并制定了1936年-1940年五年发展规划,加大了对西安矿区煤炭的掠夺。

  10月25日 安田勇造炭矿长离任,利行睦生就任炭矿长。

  是年 矿区开始使用电力机械,首先到货的是德国产的300马力绞车两台,150马力绞力一台。同年10月大成一、二坑向深部发展,自然通风已不适应,从日本购买POSO型150马力电动扇风机。到1942年四个采炭所共使用扇风机11台,1380马力。

  是年 先后有大成一坑、富国一坑(能力28万t,1974年报废)二坑(能力21万t,1958年报废)开始建设。

  1936年

  7月1日 “满炭”在西安设置营业所。

  7月30日 西安公司成立技术事务所,培训技术人员。

  8月1日 四平-梅河口铁路(四平-西安段)通车,使西安煤炭销量大增。

  1937年

  1月 大成一坑发生瓦斯爆炸,30余名矿工遇难。

  3月29日 “满炭”直接经营的明治西安炭矿出资购买中方资本家股份,变合股经营为独资经营。翌年2月10日接交,改为明治炭矿,四月将其委托给西安煤矿公司代管。

  是年 泰信一坑老十一路发生瓦斯突出,强度约100-150大气压。

  是年 西安炭矿约有300多名工人抢夺了矿警队的枪支,集体参加了抗日联军,编为独立师一大队。

  12月 矿山建立起救护队,归公司领导,队员分正队员和准队员,均是日本人。1939年各采炭所也建立了救护队,队员也均是日本人。

  是年 泰信三坑开始建设,能力年30万吨。

  1938年

  5月 西安煤矿大成二坑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死亡矿工40余名。

  7月1日 西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解散,改为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炭矿,由“满炭”直接经营。炭矿长利行睦生,下设泰信、富国、大成三个采炭所和工事、工作、矿务、经理、总务五个课,2个办事处,1个工场。

  10月 东城开发事务所改称东城采炭所正式建成投产。

  是年 先后有大成二坑、泰信二坑(能力24万t,1970年报废)、东城一坑重建。

  1939年

  4月1日 西安炭矿教习所成立。

  是年 先后有大成三坑和东城二坑、三坑开始建设。

  是年 泰信三坑露天举行掘锹仪式。

  是年 富国一坑西七路瓦斯爆炸死亡39人。

  是年 大成一坑透水死亡130多人。

  1940年

  是年 西安炭矿区撤销磁石式电话,改换自动电话。

  是年 至此,西安炭矿曾采用过同时拂分层采煤法,走向长壁采煤法,阶梯式采煤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规采煤法基本不用了。

  是年 矿区把磁石式电话撤销,换用自动电话。

  1941年

  3月30日 西安炭矿改为西安矿业所,利行睦生、桑树松二先后任矿业所所长。设4个采炭所、8个课、2个所、1院、1场、33个系和1个救护队。

  是年 新设第二选炭机。

  是年 富国一坑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00余人。

  是年 东城二坑瓦斯爆炸,死亡300多人。

  1942年

  9月23日 泰信一坑发生瓦斯爆炸,强行封井,死亡矿工621人。

  1943年

  7月1日 西安矿业所脱离“满炭”独立经营,改成西安炭矿株式会社,北野三郎任社长。

  是年 平岗划归西安炭矿株式会社管辖。至此,西安炭矿株式会社下设4个采炭所、10个课和工场、医院、教习所、新京办事处。

  是年 泰信一坑的十几名蹬钩工人,在工人左贵的带领下,抗议殴打工人的暴行而进行罢工,致使井下运输瘫痪。矿方为应急派两名日本人去练习蹬钩,造成跑车事故,坑口停产一周,少出煤一万多吨。

  是年 泰信三坑工人潘占元、宋道福带领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被残酷镇压而失败。

  是年 东城二坑瓦斯爆炸死亡83人。

  1944年

  是年 富国矿二坑发生瓦斯爆炸,死亡矿工30多人。

  1945年

  6月 董家柜蒸包子犒劳小把头,工人李永和带领几百名工人冲进伙房,将包子吃尽。

  9月5日 苏联红军进驻西安县,勒令日方驻矿宪兵队缴械投降,查封了日伪一切机关,矿山第一次获得了解放。

  附录五:

  日伪时期西安工人运动大事记

  (1931年12月至1945年8月)

  1931年

  是年初西安煤矿大成二坑着火,二坑的工人全并到一坑。杨文清以讲《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书为名,同工人广泛接触,联络感情。讲解日本侵略者和把头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的反动本性,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2月4日伪统治者派关东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行五人,乘火车从奉天(今沈阳)前来“接收”西安煤矿。由于矿工们的反对,连夜撤出,奔向山城镇,向大汉奸“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求援。

  12月27日河本大作在于芷山的重兵保驾下强占了西安煤矿。成立了“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炭矿”,开始了长达14年的法西斯统治。以跪砖头、坐电椅、烙铁烙,剜人心等刑罚,对矿工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1932年

  3月2日西安煤矿大成一坑在中共西安特支的领导下,举行千人大罢工,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取消非人待遇,提高工资”等口号,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著名的西安矿“三•二”大罢工。罢工坚持到第七天,日伪统治者被迫答应了矿工的要求,把每车煤降到0.18元的工钱恢复到0.45元。

  4月 中共西安煤矿特支秘密发展陈润田入党,以后陆续发展张玉江、张玉河、田学文(田文学)等入党,并组建了抗日会和共青团。特支下设二、三个小组,每组一般三人,最多五人,联络点设在西安县城北门路东的庞家煎饼铺。

  5月1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西安特支组织党员,进步矿工用粉笔在墙上、枕木上、电线杆上写标语,号召矿工们团结起来,参加抗日斗争。

  6月18日 西安煤矿大成一坑工人在大成矿北山沟召开“国耻一周年纪念会”,有100多名矿工参加。会上杨文清号召群众起来抗日,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吸收了30名会员。会后,将部份优秀矿工输送给抗日联军,并为抗联筹集了大批药品、器材、胶鞋和经费。

  11月 西安煤矿大成一坑的工房子因天冷没有糊窗户,以此为理由,在杨文清、陈润田的指挥下,几十个工人全都没上班。日本人和把头怕其它工房子里的工人也闹起来,马上找人把窗户糊上了。

  1933年

  3月下旬马尚德(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身份,来到西安煤矿特支视察工作,传达中央精神和介绍当前斗争形势。然后,同大家讨论研究煤矿斗争特点、策略和方式,部署了斗争的任务。杨将军离开西安不久,便从抗联调来500余名战士,集结在西安龙首山东仙人洞一带,准备攻打西安县城,由于汉奸告密,敌人从四平方向调来1000多日军马队,加强西安城防,抗联放弃了这次行动。杨将军只身闯西安的神奇故事,在矿工心中扎了根。

  4月23日 中共海龙县委书记李明春等被捕,县委遭到破坏,杨文清被调回县委。特支其它两名成员杨殿清于1931年5月1日调到南满抗日游击队,郑大庆于1932年1月病逝于海龙县的四八石(地名)。此后,特支工作先后由张金、吴项远主持,继续领导着矿工们对日本、把头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10月 西安煤矿3000名工人为索要欠发工薪而罢工,取得胜利。

  12月 西安煤矿3500名工人为表示欢迎人民革命军举行罢工两天。

  1934年

  9月25日 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革命工会工作的决议》,记载“西安工人中组织有游击连,从事武装斗争。”

  1935年

  是年刘史明任西安煤矿特支书记时(1934年末到1936年初)曾选派数人到抗联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据载:抗日联军有个工人支队,是“九•一八”事变后西安煤矿工人拉出组成的,他们夺了矿警队的枪,然后,集体参加了抗联的前身人民革命军。不久后,改编为抗日联军的独立一师一大队。大队下设四、五、六三中队。这个大队是抗联的骨干,成员中主要是工人,经常随司令部活动。

  1937年

  秋 日本侵略者为了战争的需要,开始实行“矿山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内把当时西安煤矿的年产量75万吨提高到3.3倍。于是,伪“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收买了一批汉奸、把头到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用招、抓、逼、骗买等种种手段,把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和城市失业者,装上“闷罐车”押运到矿山挖煤。

  1939年

  是年秋 西安煤矿太信一坑青年工人左贵,趁工人普遍对工资低表示不满之机,联络一些工友,用磨洋工,不出煤,或少出煤的办法,进行斗争。

  1940年

  年初 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抗联一路军一些失散人员陆续来到西安煤矿,以矿工身份为掩护,进行一些抗日活动。其中曾任杨靖宇马夫的李秀章就在市内(今东辽县医院附近)开小铺,筹集资金,接济抗联失散人员,大约20余人。一位姓张的指导员也曾以二把头身份,组织十几名抗联人员,向矿山包工打石头,后陆续辗转回到革命队伍。

  1941年

  5月5日 泰信矿二井井内发生了瓦斯爆炸,400多名工人当时就烧死在井内。有20多名侥幸没死,当爬到井口时,被日本统治者和资本家封闭井口,全部窒息而亡。

  1942年

  5月17日 西安矿大成坑下在耿师傅(杨靖宇将军属下的抗联战士,共产党员)的统筹指挥下,智焚了日本侵略者和把头30多人。

  西安煤矿泰信三井棚子木匠30多人集体罢工,要求伙食补贴,日本“劳务系”井田和宋家柜的把头,迫于压力,同意给每个木工每天“补助”1角8分钱。

  1943年

  8月 西安煤矿泰信一坑青年工人左贵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蹬钩工人罢工。日本统治者和把头找不到人,就派两个日本练习生去蹬钩,结果出了事故,造成全面停产,长达一个来月,原煤少出一万吨。

  1945年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附录六:

  伪西安县历任县长、参事官更迭

  (1931年至1945年)

  1931年“9•18”东北沦陷以后,西安县(今辽源市)政府改称县公署,内设总务科、内务局、警务局、财务局、教育局。从1932年8月起,设立日本人参事官、副县长。1937年实行“次长中心制”,直至“8•15”光复。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伪县长 戴东藩 1932年3月~1934年7月

  参事官 横山贞一郎 1932年10月任

  参事官 西尾青一郎 1932年10月任

  参事官(副县长)永野庆二 1933年8月~1937年5月

  伪县长 关义铎 1934年7月~1939年11月

  参事官 获原香一 1934年3月任

  参事官 毛利左郎 1936年3月任

  参事官 岩波敕寿 1936年7月任

  伪县长 薛玉衡 1939年11月~1944年

  伪县长 刘宪高 1944年任

  副县长 孙润苍 1945年任

  附录七:

  日本西安炭矿公司历届主要负责人

  (1931年至1941年)

  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总办:

  河本大作,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三十日离任。

  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协理:

  金作武,(后任常任董事),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一日到任,大同二年(1933年)二月十六日改任监事。

  安田勇造,(后任常务董事),大同二年(1933年)二月十六日任职,康德二年(1935年)十月二十五日退职。

  利行睦生,(后任常务董事),康德二年(1935年)十一月三十日任职,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三十日离任。

  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理事(后为董事):

  高野与作,大同二年(1933年)二月十六日任职,康德二年(1935年)十一月三十日离任。

  吴英元,大同二年(1933年)二月十六日任职,康德二年(1935年)十一月三十日离任。

  周文英,大同二年(1933年)二月十六日任职,康德二年(1935年)十一月三十日离任。

  马汉侯,大同二年(1933年)二月十六日任职,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三十日离职。

  粟野俊一,康德二年(1935年)十一月三十日任职,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三十日离职。

  长井祖平,康德二年(1935年)十一月三十日任职,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三十日离职。

  白铭璋,康德二年(1935年)十一月三十日任职,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三十日离职。

  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利行睦生,大同二年(1933年)二月十六日任职,康德二年(1935年)十一月三十日任常务董事。

  金作武,大同二年(1933年)二月十六日任职,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三十日离职。

  米泽靖,康德二年(1935年)十一月三十日任职,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三十日离职。

  各(所长)课长:

  炭矿长,安田勇造,大同元年(1932年)一月一日任职,康德二年(1935年)十月二十五日退职。

  次长,石松与一郎,康德四年(1937年)六月十六日任职,康德七年(1940年)九月九日离职。

  总务课长,山本驹太郎,大同二年(1933年)二月四日任职,康德五年(1938年)八月二十七日离职。

  经理课长,佐藤忠一,大同元年(1932年)五月十日任职,康德元年(1934年)四月二日退职。

  经理课长,宫本丰次,康德二年(1935年)十二月十五日任职,康德五年(1938年)一月一日离职。

  营业课长,大濑正一,大同二年(1933年)十二月一日到任,康德三年(1936年)五月三日死亡。

  采煤课长,泉光太郎,大同元年(1932年)三月十四日到任,康德三年(1936年)十一月十一日死亡。

  矿务课长,角野弥三郎,康德七年(1940年)三月一日到任,康德八年(1941年)十月二十二日退职。

  工作课长,松本孝辅,康德三年(1936年)一月一日到任,康德六年(1939年)八月八日离任。

  工事课长,榎并直,康德元年(1934年)三月十五日到任,康德六年(1939年)三月一日退职。

  工事课长,樋口清,康德六年(1939年)三月三日到任,康德七年(1940年)六月二十日调出。

  劳务课长,中山午之助,康德六年(1939年)二月五日到任,康德七年(1940年)一月二十三日调出。

  东城开发事务所长,牟田正记,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八日到任,康德六年(1939年)四月一日离任。

  附录八:

  曾到西安炭矿视察的日本军政要员小传

  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展军事工业,强化战争机器,实行“大出炭” 政策,疯狂攫取煤炭资源。据康德八年(1941年),由日本人编纂的《西安矿业所十年史》一书记载,从1933年至1941年,先后有24位侵华日本军政要员来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进行所谓的视察,为日本强盗撑腰打气。

  井上忠也 大同二年(1933年)七月十七日,时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日本陆军中将井上忠也来西安煤矿视察。

  井上忠也,陆军中将,第一独立守备队司令官。1932年7月上旬, 在井上忠也的指挥下,沿安奉路、沈海路出动讨伐。东边道讨伐作战之后, 10月27日,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井上忠也指挥混成第14旅团以及伪军,按地区分成三个讨伐队,开始对由奉天、海龙、吉林、长春构成的四角地带,由东向西进行扫荡。 从11月10日至19日,新任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井上忠也中将,指挥其独立守备队和第2师团及伪军各一部,首先对沈阳至海龙铁路沿线的抗日部队进行“梳篦”式的清剿扫荡。其空军的第10侦察大队第1、2中队,则从四平机场起飞协助作战。日军清剿扫荡到达梅河口、海龙地区后,即回师向西,攻向四平街以南、以北的铁路沿线地区。驻铁岭的田所定右卫门中佐之独立守备第五大队,驻公主岭的小川喜一中佐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则向铁路以东分路前进,与井上所指挥的部队协同,进行夹击。经九天的战斗,这个地区的三江好、殿臣、宋国荣等抗日部队遭到重大损失,一部退向辉南、磐石以东之山地,一部撤向四平、昌图以西地区。井上忠也曾长期担任长春第一所高等学院—伪“大同学院”院长,同时兼伪满洲国中央本部部长。1949年4月8日死于滨海边疆区。

  三毛一夫 时任第一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陆军中将,康德元年(1934年)十月九日来西安煤矿。

  三毛一夫,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一战时期任日本驻苏联使馆武官,1917年参与出兵西伯利亚,任特务机关少佐。“九• 一八”事变后,任驻奉天日军司令官,中将军衔,是日本军队中最精通俄罗斯情况的人。曾任日本培养对苏俄情报工作人员的重要基地“哈尔滨学院” 第五任校长。

  东条英机 康德四年(1937年)二月十一日,时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东条英机来西安煤矿视察。

  1884年12月30日至1948年12月23日,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第四十任日本首相(1941年-1944年),二战甲级战犯,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罪犯之一。东条英机是昭和天皇最忠诚和最愚鲁的手下,长于行动,短于思考,因独断专行、凶狠残暴,在关东军中有“剃刀将军”之称。东条英机生于日本东京一个军阀家庭,自幼受到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染,191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3年3月晋升为少将,1936年12月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3月出任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7月任陆军大臣,期间参与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口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于1941年10月任日本首相,并被授陆军大将衔。任内参与策划珍珠港事件,同时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疯狂侵略、践踏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共计1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数以千万无辜人民的死亡。因战争后期日军屡遭重创,于1944年被迫辞去一切职务。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2日,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捕入狱。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反人道罪等罪行判处死刑,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东条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侵略中国的首要战争罪犯之一,造成数以千万计的生灵涂炭。

  平林盛人 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七日,时任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来到西安煤矿。

  1937年,平林盛人任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组建了“经济战研究室”, 专门搞经济方面的秘密活动。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在新巴尔虎左旗境内诺门罕布日德地区及蒙古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满”蒙边境战争,即日本、伪满洲国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事件。平林盛人以伪满洲国任最高军事顾问身份,参加了这次战役。

  草场辰巳 康德六年(1939年)九月三十日,时任陆军中将、关东军野战铁道兵司令官草场辰巳来西安煤矿视察。

  草场辰巳,1888年1月2日生于日本滋贺县,关东军野战铁道兵司令官。1908年5月27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191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校27期,晋升为步兵中尉。历任第1铁路线区司令部员,参谋本部员,朝鲜军司令部付,步兵第4联队大队长,1925年12月陆大教官,1931年8月1日,累升至步兵大佐,同时担任日本参谋本部运输部课长。1933年8月1日,任第五师团步兵第九旅团步兵第十一联队联队长。1935年3月15日,任伪满洲国交通部顾问。1936年8月1日,晋升为陆军少将。1937年3月1日,任第十六师团步兵第十九旅团旅团长,参加保定会战和攻占南京,草场辰巳率部参与了血腥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30日,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野战铁道部司令官。1939年3月9日,晋升为陆军中将,同时担任关东军野战铁道兵司令官。1940年10月,担任第52师团师团长屯驻满洲,担负了为臭名昭著的第七三一细菌部队运送七十公斤伤寒菌、五十公斤霍乱菌、五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的任务,这批细菌被散播在宁波、玉山、金华、浦江等地,造成了大面积的瘟疫流行。1941年11月6日,接替山下奉文为关东军防卫军司令官。1942年12月21日,调任关东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司令官。1945年9月,被苏联红军押送西伯利亚。1946年9月17日,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出庭,出庭前夕自杀。

  一宫房次郎 康德八年(1941年)四月五日,时任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日本中文版《盛京时报》报纸发行人来到西安煤矿。

  1913年,一宫房次郎兼任发行人的《盛京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主要言论机关,是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日俄战争后,该报以维护日本的在华利益,扩张日本国权为目的,成为日本政府宣传其大陆政策和对华侵略的工具,影响极大。另外,《盛京时报》中的日本商品广告,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新颖的形象、多样化的手段,成为彼时报纸广告的领跑者。其广告对中国东北社会产生了深远而多样化的影响,改变了东北地区大众的消费结构, 冲击东北地区商品市场,影响大众的消费心理,增进本土民族工业。

  三宅光治 康德八年(1941年)十一月四日,陆军中将,时任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来到西安煤矿。

  三宅光治,1881生于日本三重县桑名市,190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毕业。1910年陆军大学22期毕业,1914年任军务局课员,1915年任陆军省副官兼陆相秘书官。1919年步兵第23联队付,先后担任奥地利、匈牙利使馆武官、巴黎条约实施委员。1922年,步兵大佐,陆军省新闻班长 。1924年2月4日任近卫兵第四联队联队长,1925年3月2日任第四师团参谋长,1927年7月26日任第五旅团少将旅团长。1928年8月10日任关东军参谋长,支持板垣、石原等人策划和发动九一八事变,参与策划作战计划和侦察活动。1932年,三宅光治晋升为陆军中将,参谋本部付。同年6月7日任陆军运输本部长,1934年4月29日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935年3月15日任驻朝鲜龙山第20师团长,1936年2月“二•二六事件”爆发,12月28日转为预备役,1940年11月15日,被任为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长。1941年4月1日,伪满洲国进行了所谓的“二位一体制”的机构大改革,与甘粕正彦一起担任了这次大规模“机构改革”的任务。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宅光治被押拘苏联,同年10月在莫斯科死去。

  附录九:

  日伪时期西安煤矿治安状况摘录

  (日文直译)

  康德八年(1941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者为纪念占领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十周年,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出版了《西安矿业所十年史》一书,该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三节“治安状况”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西安煤矿沦陷期间,辽源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从未停止和间断。

  日文直译:满洲事变后的残兵败将加剧匪贼化,东边道一带的治安状况极度恶化,居然出现了团匪的巢窟。红军匪首杨司令为首,还有报号天虎、传候、天河、天龙、阿好、毛、宋、王、马、赵等十多股,各个逞凶掠夺、放火等事件频频而起,居民疲惫困弊已达极点。每天都传报匪贼袭来,向县城和矿山移动,唯一的交通线沈海铁路到处被破坏,交通中断,(矿方)便劝告全体侨民迁移。经过协议,由安田矿长、桥本熊纳氏二位代表煤矿,城内居民代表佐藤,组织一部分人留守在这里,其他人员一律迁到山城镇。这时,匪帮以县城和煤矿为中心,在几公里地点展开了包围队形,顺次缩小包围线,数称七八千名。时值高粱棵还未收割完,在这里竖着赤旗,“飞机场修成啦,日本军飞机来了,放心吧!”向全县六十四个村子用电话努力传播。

  反满抗日意识强烈的除了共产匪之一部,匪帮方面还没有过暗杀日本人,结局是日本军出动,共匪的攻击,被彻底消灭。曾避风的县长和要人们议论,“日本人全部撤走时,千万赏个通知,我们也全部迁走;若是日本人今天全部离开西安,当晚匪贼很快就会袭进来呀!”

  九月下旬,据县公所通报:“共产匪的党羽杨司令红匪团来袭,煤矿撤到城内合起来,目下该匪团正在向邻村部落袭击中。”日本人和工作人员便一体集中到城内金协理宅,准备巷战,用从军队借来的武器武装起来,彻夜警戒。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同二年(1933年)四月末,公司的员工们至今难忘。

  当时的山城镇独立守备队长,今次在支那策战英勇驰名的胁坂部队长,正当着守备队对(西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照例棒球赛,公司选手一同带领着家属踊跃远征山城镇时,一回合将结束,二回合刚开始,从电报里得知匪袭煤矿,大家一同喊着,撂下球棍,立即报告队长。装甲列车立即出动,家属们担心着矿山是否有事,列车开到运输线路上,大家登上列车,回到矿山一看,匪贼未进矿区就退出了,大家感到无事,而同留守的人们互相拥抱起来,有如戏剧场面。

  五月,搞了肃清工作,对向山城镇守备队申请归顺的东边道一带的总数为三五千人的匪贼,分别在各县集合,由各县公所对归农者发给归农证明书使其务农,不愿归农的编入工程队使其从事建设工作。之后,公司工作人员数目逐渐增加,深感有必要将城内侨民全员武装起来,成立了四十九名成员的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借用武器担任警备,制订警备服务规定,分设煤矿班,城内班两个班,至大同二年九月十五日午后四时编成警备队。

  情报频频传来,赤匪约六千名分成两队,一队向西安进发,进行途中汇合流匪约千名,有来袭预兆。此时满洲国军第六连一个排二十五名被派附属于煤矿警备队,各哨台均派五名,严加警备。九月二十三日秋季皇灵祭那天,在乡军人分会开会,正当东边道警备司令员春见中校临席时,有天虎、传候、天龙、阿好的合流匪约六百名袭来的情报,在该中校的指挥下,西安守备队一个小队立即出动击退了入袭之匪,直到这天夜里还能听见枪声。随后,匪团又向仙城村、仙人洞附近袭来放火烧房,煤矿东北高地一带,携有自动火器的匪团开始向煤矿行动,讨伐队的春见部队日满军一百五十名也来西安,布上支队、米川部队来矿宿营。守备队、警察队是在东奔西走地讨伐。公司恰似一个讨伐策战本部,公司的警备队也策应军队行动,阻断败敌退路,作好迂回战的准备。曾有乘马匪约二十骑来袭,由于煤矿第二炮台前方高地早已布置了持枪产业战士,故匪退去。历尽苦难,足见开发时代之实情。

  其次,第十师团由十月中旬至十一月末,在担当地区内实施大规模地剿匪的独立守备队,策应在奉吉省境地区进行讨伐,以胁坂部队的布上支队混成为两个中队,奉天省警备军第五旅骑兵团及西安县警察队编成,在西安城内设置支队本部。第一中队是从东丰,土屋中队是从西安经大夹信子担当省境的大剿匪。

  由于军警官民协力一致地剿匪,渐渐确定治安,居民安定,财政也逐渐走向轨道,但是因为到青纱帐起,则到处残匪出没,遂在康德元年初夏实施了东边道特别工作,煤矿警备队也配合城内班由九月四日投入了特别警备。五日夜间在一坑坑内盘查所,有持手枪的五人阻匪贼侵入,将刘班长拉走的事件发生。经当时的包围阵,捕捉了仅是一名外边匪贼的密探,坑内侵入的匪贼以此为开端。在拉走刘的同时,盘查所里一名日人系员,因不懂满洲话,只是沉默在场,匪贼误认为他是满人未绑,以后逃走,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如果判明是日人,肯定会被拉走的。

  还有在旧火药库附近出现姓周的胡匪,每年仅在附近拉走有钱人家的小孩近二十名,以人身当钱的例子,虽然大集团的来袭没有,但小股匪很多,为此公司警备队也跟着忙碌,二坑开工时曾持着枪住在席子棚小屋警备着,保卫继续作业。后来,日满两军及警察队以西安为基地,在县内各区出动讨伐,有宣抚班吉见中尉和渡边指导官来往指导。九月十三日在二道河子方面报告说,县指导员一行被三百多名匪贼包围,守备队前往救接,激战突围,但神木班长腰部中弹,在西安县下讨伐的皇军将士初战死者留下了芳名。

  当时县下一带的匪势约千名,在夹信子、二道河子及东丰县境内方面蠢动,担当讨伐的坂本中队及照井中队在二道河子交火,与东丰部队和铁岭部队,会合日本军一个中队出动,于东方追击彻底扫荡,遂讨伐告一段落。因此,解除警备队的编制,给执行夜勤的保卫警士们配备了手枪。

  如斯进行警政的改善,彻底强化保甲法,收到了绝大的效果,但还没有达到合灭,遂于康德二年秋季实施治安肃正工作。公司从八月二十一日服警备勤务,在社宅周围的电网通上电流,执行夜勤武装。二十一日,煤矿东南方一里半的村落。九月四日,西南方及高地和村落先后来袭放火、绑票等凶暴卷至,因此和日本军队协力击碎,直至高粱放倒,割完了地,匪贼也退去了。十月十五日,总的警备解除。

  由于治安的整顿确立,以后仅是一般的强盗,长时间没有集团匪的来袭。但是,突如康德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午后十时五十分,闻起枪声,有十几发实弹向公司社宅街飞来,当即警备队集合,通报守备队、宪兵队及县警察局,军警相继出动援助,交战中的第一防哨台监视兵,向北方击退了匪贼约四十名,这些匪贼是从矿区东北方的满人部落崔家堡子袭来的,目的是为了绑部落里的某富家,侵入家屋时,因受抵抗而发出的枪声,被矿区内第一防哨台的监视兵听到,以探照灯照明,同时对匪贼还击时发射出的流弹全飞入日人社宅,以致引起了此次战斗。尔后,第一坑东南约七百米的烧砖瓦工人账房、第二坑东南的一百五十马力绞车房西方约三百米的地点、东城村高力木子、距二坑六百米佐藤组工人宿舍、第一坑东方约一公里的把头工人宿舍、崔家堡子等地方,常有四五名乃至二三十名的小股匪来袭,一般是绑去人票一两名或者是掠夺食物等。频繁传报,青纱帐起时则以电网通导电流,强化各防哨台,加上军警的协力、小规模讨伐等,且匪贼的目的一般不是直接来袭公司,以后又请求警官约五十名,至康德六年配齐担当警备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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